从中西方文化结合看谭嗣同的政治思想体系

谭嗣同根据政治变法的需要,从西方文化中去寻求真理,并用他的传统文化来诠释外来文化。同时,又用他所理解的外来文化来改造传统文化,从而使他所建构的政治思想体系呈现出“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色彩。由于他在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同时又改革中国封建政体的问题上,没有找到更好的途径,故其政治变法不能不以失败告终。     

五德嬗代与儒术独尊

战国时期齐人邹衍创立的终始五德学说,认为五德相胜的规律决定了历史上王朝的更替和制度的改变。汉武帝即位以后,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仁政、德治相标榜的儒家学说取代了黄老思想,确定了汉当为土德,土德论最终战胜了水德论。这样,终于将王朝更替纳入到五德相胜的完美次序之中。     

西周孝之为孝礼的规定性

＂孝＂是源于人类的自然本性即父母子女之间纵向的＂亲亲之情＂,这种自然之情发乎于外,成为协调父子关系和谐的行为规范。这种发乎自然人伦的文明形式,与传统礼乐文化在＂伦理和谐＂的价值旨趣上是完全一致的。孝与礼相结合而为孝礼,是礼乐文化的逻辑起点。由礼乐文化中所确立的孝之为孝礼的规定性,首先体现在周人对祖先祭祀的宗教礼仪之中,进而逐步推展到丧葬、婚冠、生育以及对在世尊长的敬爱与服事之中。     

道与德的相涵与分立——韩非的道德思想

韩非批判地汲取了道家的道德思想,通过对道与德的不同诠释和意义赋予,把道作为道德的形上本体加以定位和理解,在本体意义上确立了道德的形上基础和终极依据,把德作为基本的德性或德目来把握和诠释,在人伦日用即道德实践的层面为人们确立了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同时,韩非通过纳德入道与德礼结合,赋予德以伦理与政治的双重含义,以政治原则混同道德原则,实现伦理的政治化。     

韩非的道德思想与法律发生学

韩非汲取道家的道德学说,以＂道＂率＂德＂,把＂道＂作为＂德＂之形上本体和终极依据。把道、德、仁、义、礼五者视为因依相生的关系,通过＂德＂＂礼＂结合,进而将礼与法结合,认为法的产生是道不断向德、仁、义、礼依次递生的必然结果。韩非同时又将道与理相结合,视＂理＂为事物的特性与发展变化规律,将其扩展到政治领域则为治国之理,治国就是要＂缘道理以从事＂,于是,韩非又从道、理、法的相生相依的关系中诠释了法律的产生。     

周濂溪诚说的《易》理阐释

诚是周濂溪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范畴.为了重塑儒学以人伦为本位的人学,建构儒学的思辨哲学,以应对佛、道的挑战,周濂溪以<周易>经传思想重新诠释了诚作为人伦之本的哲学依据,以<易>理赋予诚多方面的含义,并以之建构了诚的修养论.周濂溪诚说的理论建构,体现了鲜明的<易>理化特点.     

先秦时期德育思想的几个问题

论述了“德”的观念的发端,指出了“德”的伦理概念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概括了先秦思想家讨论的德育的基本问题,这就是人和人格、修身与教育。先秦时期德育思想奠定了中国德育思想的基本体系,并对以后中国德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诚与信—体用的分疏与统合——朱熹诚信思想的理论建构

诚信在现代话语系统中是一种个人德行或社会道德,但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则是两个不同的伦理范畴.朱熹通过诚与信的分疏,把诚纳入到天理论的哲学体系中,以诚为道德的形上本体,以信为诚体之用,作为人伦日用的理性法则.以体用的统合,把诚信之德的合理性确立在天道与人道的基础上,完成了天与人的合一和自然之理与人文之理的贯通,实现了本体世界与意义世界的联结,使人的生活世界在伦理的参与和干预下成为有意义的文化的世界,人由此获得了对自身有限性和世俗生活世界的超越.     

荀子明分使群的社会控制论

荀子认为人类以“群”作为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和存在方式 ,它是以一定的秩序化状态而存在的。他以人之性恶为理论根据 ,论证“义”即礼法不仅是人类群自我实现秩序化的手段和改造人性的标准 ,而且又是维护“分”即现实社会不同阶层的职业分工和等级差别的决定因素。确立和维持“分” ,就可消除现实社会战乱纷争 ,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人际关系的和谐 ,达到“明分使群”。他从人性本恶出发 ,以义———分———群作为其构建社会秩序化的因果逻辑链环 ,环环紧扣 ,步步演进 ,构成了荀子社会控制论的逻辑体系     

秦代“孝治天下”的政治尝试

秦代“孝治天下”的政治实践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西周以来政治制度的继承与演变。自春秋以降,周代宗统与君统混而为一的局面被打破,呈现出“君统”与“宗统”合一的伦理政治体制及宗族系统与政治体制二元分立的态势,秦王朝定法家为一尊,将孝道伦理直接纳入到政治与法律体系之中,确立了孝道伦理法律化的单纯尚法为治的统治策略,并开始了“孝治天下”的政治尝试。秦王朝重视孝道,但其对孝道的推行有别于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