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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氏朝鲜一代,中国古礼之所以普及流传,与来自民间礼儒鼓吹、竞相研习不无关系。与此同时,朝鲜建国儒臣的积极推动,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考虑因素。这些儒臣熟悉儒家礼治文化,又深得朝鲜太祖李成桂深信器重,他们在国策上倡行以礼治国,对于中国古礼的推行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论文从三方面说明这个情况:一、分析太祖李成桂与建国儒臣的关系,当中以郑道传(?-1398)和赵浚(1346-1405)为主,揭示他们凭借执政大臣的职掌,把儒家礼治文化导入到治道层面上。二、指出当时推行礼治的两个依据:先礼后刑和礼入于法,由此探讨儒臣在建构礼、刑、法的三者关系上,为礼治的推行赋予法律的效力和增添刑罚的约束力。三、申明权近(1352-1409)等儒臣借鉴三国历史,向朝鲜太宗申明伦常纲纪和国家治乱的因果关系,藉此印证出古礼所以起到的治道成效。  相似文献
2.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通过注解《春秋繁露》本义 ,企图扶正过去被维新变法扭曲的《公羊》学说。他质疑康有为认定的《春秋》口说的可信性 ,申明《春秋》非改制之书 ,认为董仲舒和何休的《公羊》学说并非如康有为所言“绝无迥异”并辩别出了二者之异。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中通过“存天理”“灭人欲”来阐明《春秋》济世之用 ,又审定当时的政治环境 ,分辨华夷关系 ,驳斥西方平等观念 ,这反映出苏舆的《公羊》学说与湖湘学派有着深厚的渊源 ,加上他以礼印证《春秋》经世大义 ,凸显出他治经的个人特色。  相似文献
3.
朝鲜王朝立国初年,太祖李成桂因袭箕子受封的传统,接受明太祖朱元璋赐封"朝鲜"的国号,借着中、朝主藩关系的建立,巩固其治权的认受性。在这政治决策底下,箕子在朝鲜半岛的历史地位大大提升,也基于《洪范》是由箕子写成,因而备受朝鲜王朝君臣重视。明朝认为箕子受封于周武王,所以,他是朝鲜民族的首位国君,也是朝鲜民族始祖,但对于朝鲜民族的由来,朝鲜君臣有其民族自主的一面。通过朝鲜历代王朝谱系的重建,朝鲜王朝揭示檀君的出现远远早于箕子,檀君才是"东方始受命之主"。同时,朝鲜王朝溯源朝鲜教化的历史传统,宣扬《洪范》在礼义文教的功用,尊之为朝鲜半岛的礼义教化的基石,在肯定《洪范》传世价值的基础上,强化箕子的先圣形象,使他成为朝鲜民族的"始兴教化之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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