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风险社会中的自由

20世纪后期以来,确如贝克所说,人类进入了一个"全球风险社会".在这种条件下,需要重建自由的哲学.只有当我们拥有一种全新的自由观,才能在人的自由发展的意义上发现应对全球风险的社会建构方案.如果说工业社会在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基础上建构起了属于这个社会历史阶段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话,那么,在全球风险社会来临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建构起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这一模式下谋求合作治理的方案.而服务型社会治理及其合作治理都需要建立在人的自由的基础上.考虑到以往的自由都是与秩序相对立的,全球风险社会条件下的自由应当是与秩序相统一的.全球风险社会中的秩序同样是共同体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秩序是基于自由的秩序,自由则是秩序的前提,也是建构秩序的基本途径.     

政治哲学视野中的正义

在人类历史上的不同时代,正义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在农业社会,分配关系占主导地位,所以,"分配的正义"属于最为基本的正义类型,交换正义只是作为"修正的正义"而发挥作用的.到了工业社会,随着交换关系与竞争关系成了主导性的社会关系,"公平的正义"成了基本正义,而分配正义则成了"修正的正义"或"补偿的正义"了.20世纪后期以来,由于竞争关系不断地制造着不平等,公平的正义不再能够维持正义的局面.这一方面引起了分配正义的复兴,进而造就出了福利国家;另一方面又引起了要求"承认差异"的运动,进而产生了"承认政治"的正义主张.承认政治存在着正义的困境,要走出这一困境,需要一种新的正义方案,需要通过合作治理去重建正义.     

论法治国家中的权治——从福柯的研究谈起

近代历史是一段迈向法治的历史,通过法的精神对权力意志的替代,建立起了法治国家.但是,法治国家并没有消除权力意志,反而使其在官僚制组织中得到了保留甚至增强.所以,法治国家在宏观层面、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了法治的气象,但在微观层面、在组织生活中则遗留了权力的阴影.福柯对权力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通过对流行病学史的考察,他发现了权力作用方式的转变及其控制能力的增强;通过对惩罚演变史的梳理,他发现了权力作用领域的改变.     

常规组织与任务型组织的权力关系比较

在组织以及组织的运行中包含着权力关系,但是,常规组织与任务型组织在权力关系上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常规组织是以组织自身的存在为导向的,是由岗位和职位所构成的一个等级控制体系,它的权力关系是存在于层级之间的,是附着于职位的,是一种命令与控制的权力。任务型组织是任务导向的组织,一切组织活动都从属于承担和完成任务的需要,在这里,组织职位是开放的、流动的,组织权力与职位既相关联又以职位为前提。任务型组织中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的权力,属于"专家权力"。所以,在任务型组织中,权力、知识与责任实现了完整的统一。     

任务型组织设立中的任务分析

任务分析是任务型组织设立的前提，但是，这项工作必须是在常规组织中进行的。因为在常规组织的运行中，当出现了非常规任务的时候，才会通过设立任务型组织去解决这类任务。所以，常规组织必须拥有一种任务分析机制，去自觉地识别非常规任务。这一机制的存在，对于常规组织承担常规任务也是积极的。任务型组织设立的方式有回应性设立和前瞻性设立2种，从现实需求看，前瞻性设立将会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论任务型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

任务型组织的人力资源获取与管理同常规组织相比有着根本性不同。常规组织的人力资源获取与管理是以职位为中心的,而任务型组织则是以任务为中心的。任务型组织对人力资源的需求也有着不同于常规组织的标准。任务型组织在人力资源获取中,需要在合作与信任的基础上处理好与常规组织的关系。同时,也需要通过合作和信任来获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并从社会中获取人力资源。     

新市民社会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对基于市民社会的国家理论的考察

近代以来,在政治领域中的一切理论探讨和实践方案设计都可以说是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入手的,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以及如何根据市民社会的要求去规划国家和社会治理过程,是近代以来全部政治学研究的重心。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分析中,理论分歧主要表现在是从市民社会中的"市民"出发还是"社会"出发。黑格尔提出的是另一个方案,他把市民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然后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寻找中介因素和环节。但是,黑格尔的理论与现实相去甚远,他所发现的中介因素是不可靠的。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过程中阐发了一种通过消除市民社会中的异化去建构国家的设想。20世纪后期开始的新市民社会运动证实了马克思的设想的科学性。     

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特征

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这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在农业社会阶段,人类社会是简单的和确定的;在工业社会阶段,人类社会则是一个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决定了我们在做一切事情的时候都必须建立起全新的观念,寻求全新的行动方案。同时,我们时代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在不同的领域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在科学的领域中,许多新的理论和技术正在生成,并推动了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长;在社会治理的领域中,我们必须充分关注社会的"虚拟化"、"多元化"和"去中心化"。     

论组织的转型:从控制到合作

20世纪80年代,人类开启了后工业化的进程,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将会突出社会合作的主旋律,即实现从社会控制向社会合作的转变.在整个工业社会,组织是实现社会控制的工具,而组织自身也是一个控制系统.在社会的变革中,组织将会首先实现从控制导向到合作导向的转变.合作制组织将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一种主导性的组织形式,特别是进入2l世纪后.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都在呼唤着合作制组织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因而需要从社会变革的要求中去发现建构合作制组织的理论方案.     

在共同体的视角中看民主

人类社会是以共同体的形式出现的,在人类历史上的不同阶段,共同体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人类的共同体形式属于家元共同体的范畴;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人类建构起了族阈共同体;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进程将是合作共同体对族闽共同体的替代.从共同体的视角来看民主可以发现,民主具有一个生成和蜕变的过程.家元共同体是一个完全集权的社会,而族阈共同体则建构起了民主制度和民主的治理方式.但是,族阈共同体中的民主处于差异与共识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从而造成了民主的困境.随着合作共同体对族阈共同体的替代,民主将在蜕变中得到提升,从而成为合乎人类民主理想的真正的实质性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