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三年来的中国书院研究

书院研究历来倍受世人关注,1923-2005年83年间,发表有关书院的论文至少有1709篇,出版著作70余部。80余年书院研究史可分初起而兴(1923-1949)、附而不绝(1950-1979)、勃然兴盛(1980-1993、新世纪的新动向(2000-2005)四个阶段,讨论各阶段研究的时代特色、热点问题、研究动向,介绍主要成果,以期促进书院研究的全面发展。  

南宋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化

讨论了书院与理学的关系。认为通过南宋理学家的努力,理学与书院二者之间从形式到内容相互交融渗透,形成一种互为依托,互为表里,盛衰同时,荣辱与共的一体化关系。而其一体化形态,主要表现在理学家的书院情结、学人学派与书院的结合、书院讲学倡导理学精神,以及二者之间一体结构的制度化、规范化等方面,有形可察,有迹可寻。  

王阳明的书院实践与书院观

在长达二十余年的书院讲学实践中,王阳明形成了自己的书院观。它包括对书院的看法,书院的教学方法,书院的制度化建设,书院与学术的关系,书院的教化功用等。本文认为,王阳明重视书院建设,将其视作研究、宣传自己学术思想的阵地,其学几变而定于书院,其教亦传于书院,在书院的讲学过程中,不断完善、发展了自己的学术主张与思想体系。他在正德、嘉靖年间的努力,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继南宋以来的第二个书院与学术互为表里、一体发展的趋势:新的理论在书院中崛起,新崛起的理论又一次推动了书院的勃兴。  

王湛之学与明代书院的辉煌

明代中叶以来,由于科举与官学的一体化,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官方哲学,被演蜕成敲开科举之门的砖块,《性理大全》、《四书五经大全》则成了属构八股之文的材料,人们奔竞于科举仕途而变得不择手段,诚所谓“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而且纳粟之例一开“使天下以货为贤,士风日陋”,愈益不可收拾。这与南宋初年的情形很相似,它说明官学教育的失败,同时也提出了重建新的理论以维系日益涣散和败坏的人心的任务。也和乾淳之际的理学大师一样,以王守仁、湛若水为代表的学术大家从批判官方哲学入手,承担了重建理论、重振纲常、重系人心的艰苦工作。  

文化安全视野下的新农村文化建设

针对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构想和农村文化安全形势的现状,分析了影响农村文化建设尤其是文化安全的国内与国际因素,指出要消除不利因素的影响,改变农村严峻的文化安全形势,必须从国家与乡村基层两个层面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构筑农村文化安全屏障.  

以讲为学、以会为学:明代书院讲会的新特点

"以讲为学"、"以会为学"是王湛之学区别于程朱理学"以学为学"的一个重要特点。讲会和书院的结合,是王湛及其后学寻求学术自由的明智选择,也寄托着社团书院的讲学精神,乃至政治意愿,理应引起人们的注意。正是他们奉"以讲为学"为利器,立书院,联讲会,才鼓荡起百余年的心学思潮。  

儒学诠释的平民化:明代书院讲学的新特点

沉寂近百年之后,明代书院重兴,面向平民成为其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城镇官府书院向平民百姓开放,乡村书院大量出现,山林布衣、乡村长者、普通百姓、佛教僧侣都可以进院听讲,甚至登堂讲说。这是宋元时期罕见的现象。书院讲学以化民成俗为主要目的,讲求日用百姓之学,服务于乡村民众的文化建设,出现了儒学诠释的平民化倾向。书院讲学的平民化,促进了文化学术的下移,也使教育与学术发展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走向东洋:移植日本的书院制度

明清之际,中国书院作为一种文化教育制度,移植到了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日本书院以传播儒家文化为主要使命,有着教育教学、出版图书等多种文化功能。其学校性质的书院又分为寺子屋、私塾、乡学、官学等几个高低不同的层次,另外还有专门教授医学知识和培训中国留学生的书院。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之后,日本人把书院办到了中国本土,惜乎这一书院的回流是一种充满痛苦的文化现象。  

中国古代家族书院简论

家族书院作为造福后人 ,维系家族长盛不衰的一种文化教育事业 ,自唐代出现以来 ,即受到中国士人的特别重视 ,遍布全国各地 ,形成三种类型 ,具有五个基本特征 ,服务并满足于各地各类家族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需要 ,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需要从哲理上弄清二者的关系。我们应当从市场经济、思想路线、文化传统、政治优势、道德功能、依法行政等六个方面认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