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危机的文学应对:孙中山北上与鲁迅杂感文书写实践

孙中山北上,为再造民国挽救共和提供了新契机,也激活了鲁迅沉寂已久的杂感文写作。随着时局的发展,执着于切身日常生活的鲁迅革新了杂文与杂感的书写形式,沟通了审美、伦理与政治,以生命美学的方式,应对了共和危机,拓展了书写层面与政治层面的自由。     

作为史家的王瑶与陈寅恪学术路径之交集蠡测

王瑶与陈寅恪不仅有师承关系,而且在学术路径上也交集颇多。总体而言,二者不仅在求是这一学术目的上颇为相合,其实现这一目的的学术路径,诸如＂从史实中求史识＂＂了解之同情＂＂内热的心情＂等,也很是类似。     

民元记忆及伦理再造:《范爱农》与鲁迅的政治时刻

民元记忆是鲁迅确证民国认同与再造伦理图景的重要凭借。在《范爱农》的书写时刻,即将奔赴"革命策源地"的鲁迅再次召唤青年时期的革命记忆,试图从中汲取教训,改造民国,以作为见证者的"我"与范爱农相遇的六个时刻为支点,建立起"我"与秋瑾、徐锡麟、范爱农等牺牲者/受害者的关联,用带有体温的个人记忆,改写了贫血的官方历史书写,丰富了革命的集体记忆,赋予了牺牲者以神圣性,从伦理的角度反思了真正的革命人的资格问题。在给受难赋予意义的过程中,受害者的生命价值得以尊重,他人优先的伦理图景便被召唤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