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婚配”到“婚恋”：婚姻模式变迁与农村光棍形成——基于关中L村的实地调查

随着打工经济发展与人口流动,农村婚姻市场形成和自由恋爱逐步兴起,由父母主导的传统“婚配”模式向子女自主选择的“婚恋”模式变迁。在开放的婚姻市场中,对婚姻资源的激烈竞争促使农民的婚姻责任发生了代际重塑,表现为子代在婚姻市场中负责恋爱找对象,父代承担婚姻消费支出。从“子代找得到”与“父代娶得起”两个维度分析农村婚姻缔结过程与光棍形成机制,可建构出农村的三种光棍类型。在紧张的婚姻形势下,为了应对婚姻压力,农民的家庭策略发生了重要变化：传统的小农家计模式难以应对婚姻的竞争性消费,倒逼农民主动进入务工市场;父代通过抬高婚姻支付来增加子代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农民生育观念随着婚姻压力增大而改变。     

农村彩礼变动的两重分析:婚配性别比结构与代际责任

城乡之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打破了农村传统通婚圈,农民在开放的婚姻市场中完成婚配。部分地区女性外流,出现婚配性别比结构失衡,形成本地婚姻竞争,并推动彩礼标准提高。婚姻压力是彩礼变动的外部条件,代际责任是彩礼支付的内在基础,彩礼变动是外部婚姻形势变化与家庭伦理共同作用的后果。不同地区婚配性别比结构不同,且代际责任存在差异,造成了不同农村地区的彩礼差异现象。彩礼变动可从婚配性别比结构和代际责任两个维度解释。     

“乡贤治村”调查

通过制度建设推动基层治理民主法治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治理工作的基本主题.当基层制度基本完善后,快速城镇化又引发农村人才流失问题,致使人的因素作为制约农村治理的主导因素被凸显.围绕谁来治村的问题,“乡贤”作为一个时代主题被提出.“乡贤”治村强调治理者的个体人格因素,与民主法治化的制度建设存在一定张力.唯有将人的因素与规范制度因素有效结合,才符合治理现代化的要求.     

我国31省区人力资源状况的比较研究

我国各省区具有不同的人力资源发展水平和发展特征。文章以2008年我国31省区相关统计数据为基础,利用因子分析法计算出各省区人力资源状况的总体得分,并通过聚类分析将各省区人力资源状况分为四大类别,总结出各类别地区人力资源的总体特点与差异,提出促进我国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