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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孔蛟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77-81
抗战时期,新桂系主政安徽,建立了以皖西立煌为核心,以安徽国统区为主体的大别山敌后根据地。为动员民众抗战和巩固自身统治,新桂系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抗战宣传工作。随着政治军事环境的变化,宣传工作的组织机构和中心内容先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宣传工作的统制日益加强。新桂系在大别山敌后根据地的宣传工作,经历了由行政主导到融入党治的过程,折射出新桂系与国民党中央和中共之间关系的变化,反映出新桂系统治地位的巩固和党治的不断加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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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孔蛟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2):16-19
抗战时期,新桂系主政安徽,为巩固自身统治和动员民众抗战,大力整饬吏治,通过加强巡视制度、发动民众检举、规范办案程序、加大惩处力度等方式力图整饬吏治和肃清贪污,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贪污腐败行为。但新桂系未能消除滋生贪污腐败的土壤,发动民众检举的运动式反腐只是治标而非治本之策,不可能真正遏制贪污腐败现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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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孔蛟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9(1):111-116
北洋政府时期由于中央政权的弱化,对慈善事业的协助只能依赖地方政府。上海地方政府对新普育堂进行了积极的扶植和协助,但在管理上并未进行全面的介入和干预,对新普育堂的监督主要来自社会舆论,新普育堂与政府机构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协作关系,它的慈善救助弥补了政府社会职能的不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颁布了一系列监督慈善团体的法规,给上海地方政府对新普育堂的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政府与新普育堂之间在保持相互协作的同时,加强了对其的监督和控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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