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南生态移民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

利用农户收入函数模型对陕西省安康市256户家庭的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分别从农户的资本要素、经营结构与地理因素三方面研究了移民政策下农户的收入情况。通过分位数回归分析法得出结论:资产要素禀赋方面,物质资产与农户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人力资本对高收入水平家庭起显著正作用,社会资本对低收入家庭作用较明显;农户的经营结构方面,通过减少农业劳动时间比例和增加外出打工时间能够提高农户收入;地理因素方面,距离城镇远近对农户家庭收入作用不明显。研究最后得出了移民政策对农户的收入起到正的作用的结论。     

农户非农就业的代际分工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基于农业生产服务外包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粮食主产区4省12县960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实证研究农户非农就业的代际分工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差异化影响,并分析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行为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整体来看,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转入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代际差异来看,父代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边际影响大于子代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的边际影响。(2)在考虑生产服务外包的影响以后,非农就业对农地转出的促进作用下降,而对农地转入的抑制作用也有所缓解,这说明生产服务外包在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如果不考虑生产服务外包的影响,现有研究高估了非农就业对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驱动效应。因此,实现农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不能只单纯依靠劳动力市场的引领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农业生产服务外包市场优势,将小农户卷入农业分工,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内涵特征、驱动机制与实现路径

扎实推动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既是乡村产业发展动能转换的迫切需求,也是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必经之路。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内涵可分为数字化转型、价值链升级和一二三产业融合三个层次,其所包含的六大主要产业具有不同的数字化转型升级特征。通过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重驱动理论机制,分析了有为政府制度顶层设计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效市场资源配置优化和调节作用有效发挥、有力社会发展理念转变和数字普惠协同推进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内外驱动力。以此提出有为政府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有效市场技术创新和需求导向,有力社会环境营造和人才培育等乡村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实现路径。     

货币供应量、地价与房价关系的再检验——以陕西为例

利用1998-2010年陕西省的时间序列数据,对陕西省范围内的房价与地价及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再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地价与房价之间有显著的互为因果关系,货币供应量对房价与地价也有显著的影响,地价对房价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房价引起的引致需求也拉动了地价的上涨,政府在抑制房价和地价的过程中,除了出台相关的限制措施外,也应当控制货币发行量。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主观幸福感模糊评价——基于1 250个搬迁农户的实证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是“十三五”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目前,96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全部搬出,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的基本目标,而农户是否由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构建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活满意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陕南三市1 250个农户数据和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考察搬迁农户的主观幸福感现状。以因子得分系数为权重计算隶属度并与模糊集运算的标准交、弱交、标准并及简单算术平均、加权平均等五种加总规则求得的隶属度进行相关性检验,结果表明搬迁农户生活满意度8个子系统的初级指标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补偿关系。进一步计算显示,农户生活满意度综合得分处于“一般”偏上层次,其中社会资本得分最高,参与权实现的满意度最低。最后,通过象限图考察8个子系统的满意度及其重要度分布,结果显示：搬迁安置房状况和政府公共政策是提高搬迁户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参与权实现、经济状况和工作状况是阻碍其生活满意度提高的重要原因,这几个方面应该成为提高后搬迁时期搬迁农户生活满意度的重要着力点。     

村干部角色与乡村治理有效性——基于秦甘滇三村的案例分析

村干部作为乡村振兴的“实践者”与“领路人”,在基层村庄治理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运用社会角色理论,以秦、甘、滇三个典型村的实际案例为对象,将村干部角色凝练为应然理想角色、资源汲取角色与宗族势力角色三种类型,并分析村干部角色对村政双向联动、政府资源驱使与宗族权威依赖三种乡村治理模式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当村干部扮演应然理想角色时,村庄治理呈现村政双向联动的结构模式,并显著促使其治理高效;当村干部扮演资源汲取角色时,村庄治理呈现政府资源驱使的结构模式,并显著促使其治理低效;当村干部扮演宗族势力角色时,村庄治理呈现宗族权威依赖的结构模式,并显著促使其治理无效。提高乡村治理有效性应充分发挥村干部应然理想角色功能,在利用好村庄内生性社会资源的同时重塑干群关系,建立和完善对村干部小微权力的监察机制,在推进村政双向联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最终目标。     

货币政策工具对房地产价格影响的动态研究

采用1998年第1季度至2011年第4季度的数据,将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纳入到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中,分析了货币政策工具对房地产价格冲击的强度和时效。结果表明:存款准备金率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在中期为负,短期和长期为正;利率在短期和中期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为负,但在中期的调控效果比较显著;货币供应量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在短期和中期为正,长期为负;存款准备金率和货币供应量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比利率的影响更显著一些。提出央行可以将存款准备金率作为调控的重要手段,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合理控制货币供应量的供给,同时增加货币政策决策的灵活性。     

“三权分置”背景下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分析——基于粮食主产区3省10县的农户调查

基于粮食主产区山东、河南和安徽3省10县的调研数据,通过PSM模型和基尼系数的测算,综合分析了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水平、收入结构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从收入水平来看,土地流转提高了农民的总体收入水平,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家庭人均总收入比未参与的农户高26.11%;从收入结构来看,转入户的农业经营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显著提高,转移性收入显著降低;而转出户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显著提高,农业经营收入显著降低;转入户和转出户的非农务工收入均没通过显著性检验;从收入差距来看,土地流转加剧了农户内部收入的差距,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基尼系数较流转前分别提高了49.83%和24.93%。由此说明推进土地流转是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的一个新途径。     

风险态度、风险感知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分析——基于豫鲁皖冀苏1 429户农户面板数据

农地流转不仅涉及预期收益和成本等经济问题，还关系到农民的社会心理问题，分析风险态度和风险感知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为全面推动中国农地流转，使其跳出内卷化陷阱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河南、山东、安徽、河北、江苏5省15县1 429户农户面板数据，就农地流转行为进行面板Logit模型、面板有序Logit模型及面板Tobit模型随机效应回归，并检验风险态度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风险规避态度对农户转入决策及转入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农地转出决策及转出地占比有显著正向影响，风险感知是重要的中介变量；去除风险规避态度的效用，风险感知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和流转规模仍有显著负向影响;流转租金上涨及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剧了农户对转入土地的风险感知，降低了土地转入意愿,是我国农地流转内卷化的重要原因。因此，建议加大各类保险的覆盖范围及赔偿力度，建立农地流转价格指导机制，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以推动农地流转市场健康快速发展。     

生计恢复力、抱负水平与农户风险投资行为

脱贫地区农户面对公共政策的响应程度不足严重削弱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效率.基于２０１８年秦巴山脱贫地区农户调研数据及风险实验数据,通过 HoltＧLaury受控 激励实验机制模拟农户风险投资行为,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厘清生计恢复力、抱负水平与农 户风险投资行为三者间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缓冲能力、自组织及学习能力是 构成农户生计恢复力的重要维度;第二,农户生计恢复力是其抱负水平形成的重要基础,其 中尤以缓冲能力的影响最大;第三,农户自组织与学习能力的培育能有效促进农户参与安全 投资型项目,而缓冲能力的培育则能有效促进农户参与机会驱动型项目.基于此,地方政府 应实现对农户生计恢复力的长效性培育,并积极引导农户形成合理、有效的抱负水平.同 时,针对安全投资型项目,充分利用乡村社会中的互动效应并通过基层组织及村干部的积极 走访与政策解读,进而促进农户形成清晰正确的预期收益;针对机会驱动型项目,需重视事 前管理、事中监管及事后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