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边缘者：基于对D村光棍群体社会地位的考察

本文将光棍群体放在村落共同体转型背景下进行理解后发现，光棍群体社会地位低下，处于村落社区末端，他们在家庭内部、人情交往、公共生活和政治参与四个层面均被村落社区完全排斥在外，从而处于多重边缘地位。改善光棍群体的社会地位需要关注他们的生活质量以及加强村落共同体内部的组织建设。     

婚姻连带:理解农村光棍现象的一个新视角——对鄂中和鄂东三村光棍成窝现象的解释

婚姻连带构成解释农村光棍尤其是光棍成窝现象的一个新视角.通过对鄂中和鄂东三个村的实地调查,本研究得出,农村中"光棍成窝"现象值得重视.本研究认为,在经济匮乏家庭中,多子家庭中的兄长如果无法婚配,对弟弟的婚姻将产生"连带效应".具体地,哥哥的不婚将在经济、 伦理和责任三方面对弟弟的婚姻造成连带影响.研究表明,在多子家庭中,婚姻的缔结不仅与家庭财力、 家庭地位和家风有关,而且涉及家庭结构和家的完整性等家庭构件.这提醒我们重视婚姻缔结关系中对家关系的再研究.     

互惠到交换:理解农村人情变迁的视角

在人类学研究中,互惠概念是解释人情的经典范式。但是近年来,农村人情性质发生了蜕变,以资源转化型、财富聚敛型和拉关系型人情为特征的交换性人情替代了互惠性人情,并有逐渐加剧的趋势。探究人情变迁的机制可以发现,农村人情的变迁实际上是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宗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熟人社会正在被地缘、业缘和趣缘关系为基础的原子化社会所取代,人情的性质随之变化。     

产权的地方性形态及其表达逻辑——基于对W村土地纠纷的考察

文章以湖北W村确权确地之后发生的土地纠纷为考察对象,发现祖业观、村落成员权和生存伦理权作为地权纠纷中的表达诉求,共同影响了土地产权的属性.细解这些地权纠纷中的表达逻辑,可以发现农民的地权观念深深扎根于传统乡土社会中,同时社会主义制度遗产作为一种路径依赖,在新的地权纠纷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无疑,这些地方性的表达逻辑揭示,产权不仅是“一束权利”,更是一种深深嵌入社会机理的地方性知识.这也提醒我们,唯有在地化地理解地权的分布样态,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的产权性质.     

地权纠纷中的集体成员权表达

一般认为,在地权纠纷中,“户籍”是集体成员权身份和资格认定的唯一核心要素。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通过对东北林权改革中,村级合并、户籍回迁和“外嫁女”土地权益三类案例的考察,发现地权的内涵与其说是集体成员权的展现,还不如说是村落成员权的表达。实践中的集体成员权表达了村民对社区财产边界、共同体成员和伦理身份的认同,实际上展现的是一种村落成员权。基于血缘和地缘,村落成员权具有排他性、独占性、人格化和继替性特征。它具体呈现了社区内部共享的文化价值、社群网络、互助体系和互惠模式,具有内在的封闭性和保护性,是村落共同体存在的一种表现。     

数字治理提升县域政府政策执行力的机制及成效

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通过数字治理提升治理能力成为各级政府的普遍选择。以浙江省S县为例进行考察发现，数字化政务智能管理平台系统的应用显著提升了政策目标、政策实施和政策评估的精准性，实现了对项目执行的全周期精准治理，县域政策执行力得到明显增强。数字治理助推县域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的核心机制在于信息传递中的权力集中机制、政策执行中的倒逼监督机制以及考核评估中的晋升激励机制，具体操作手段是以事前谋划、事中监督和事后评价的方式，把数字技术全面嵌入党政领导高度关注的重要任务、重要项目和重要工作中，化解不同部门、不同层级政府和条块之间存在的权责不清和责任推诿等问题，整合条块利益。数字技术的有效应用重塑了县乡村治理责任，再造了县乡村组织动员能力，使条块分割趋向条块联动，数字治理与数字政府之间形成互嵌，构建起协调型县域政府。然而，在重视数字技术对县域治理赋能作用的同时，也要警惕过度依赖数字治理可能导致的数字失真、数字牢笼，也需防止将所有问题数字化而带来的数字利维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