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传播中的新闻生产——以台湾“美牛风波”为例

风险的新闻生产与大众传播机制密不可分,媒体在报道风险事件的同时也在重新定义风险,并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风险。台湾"美牛风波"再次把食品安全风险拉入公众视野,本文归纳了此次风险报道中的价值判断、叙事模式和污名化路径,并分析出风险的真实后果往往是媒体建构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研究的结论指出,良好的风险沟通应该建立在大众传媒对风险信息的成熟反应和引导风险决策的公开协商之上。     

从启蒙到革命:五四时期中国现代化切入口的逻辑演进

五四时期的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切入口上经历了一个从启蒙到革命的逻辑演进过程。不论是渐进式的启蒙还是急促式的革命,其目的都只是为实现现代化寻找一个合适的切入口。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正确地看待启蒙、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从而避免理论界各种无谓的争论。     

学习型政党先进的学习理念及其构建

正确的理念是自觉行动的价值基础。要创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就必须树立先进的学习理念。第一,在"学习是什么"的问题上,把"生存"和"发展"概念注入到学习的内涵中,倡导生存性学习和发展性学习理念;第二,在"学习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上,树立起终身学习、全员学习、组织学习、创新学习、深度学习的理念;第三,在"应当怎样学习"的问题上,强调学习与工作相融合、学习与生活相融合的理性的学习理念。     

现代化:主体性上的合理化和本土化--对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一种解读

邓小平现代化思想坚持在中国历史文化视野中 ,立足中国社会的主体性 ,大胆吸收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合理内核 ,并将之纳入中国社会自身的现代化建设中 ,实现了现代化的合理化和本土化的有机建构。理解这一现代化思想的科学性 ,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确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确立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先开始的一个阶段。这一阶段开始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完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从学理上讲,在中国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理论被坚定地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是基本理论得到完整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是先进的中国人对理论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达到理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确立阶段的逻辑图式是通过其奠基者李大钊、中间环节瞿秋白和完成者毛泽东展开的。确立阶段的完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国实际的土壤,开始了真正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艰难历程,也即由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征程。     

风险的媒介化认知:《纽约时报》与《人民日报》对日本核泄漏报道的框架分析

2011年发生在日本福岛的核泄漏事件再一次将"风险社会"拉进人们的视野。在这场全球性风险中,媒体的参与使风险有了媒介化的语境。本文选取《纽约时报》与《人民日报》对日本核泄漏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观察两报在风险报道上的框架差异。研究发现,《纽约时报》呈现风险科学框架,《人民日报》呈现风险控制框架。前者易形成对风险的过分放大,后者对风险后果估计不足并刻意管控,两者都不符合有效风险传播的要求。     

论梁启超后期自由主义新闻思想

对于梁启超后期的新闻思想 ,以“言论自由”和“言论独立”为标志性理论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 ,是欠准确的。梁启超在接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新闻学说之后 ,无论是在理论阐释上 ,还是在新闻实践中 ,都将新闻自由作为一以贯之的主导思想和始终不渝的理想追求。     

中国共产党推进陕甘宁边区治理现代化的“延安之治”

为了“作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抗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主要任务是打造一个强大的边区，着力推进边区的治理现代化，构建一个模范的善治的边区。在模范边区的构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从当时的执政条件和实际境域出发，通过不断优化党、政、社、群等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开启了治理民主化、法治化、有效化和纵深化的“延安之治”。虽然这一时期边区对治理现代化的探索是初步的，但其蕴含的政党逻辑、人民逻辑、发展逻辑和本土逻辑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探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逻辑”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