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典主义与中国近代文化转型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轴心时代",这一时期创造了后世士大夫无法彻 底摆脱其影响的原创性经典--元典.自春秋战国以来绵延两千余年的传统士大夫在元典精 神的影响下,形成了"言必称三代,文必据元典"把元典神圣化的元典主义.自从元典神圣 化以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便成为一种笼罩士人的普遍心理.在元典主义的统治下, 任何与元典精神相异的思想都被斥为"异端邪说","标新立异"也被视为"异端邪说"的 同义词.元典主义直接选择了它的文化模式儒家文化的一元化权威;以道德为中心的传统 文化;重义轻利,崇德尚力的理性文化等.这种元典主义在维系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立性和延 续性的同时,也严重阻碍了中国文化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首先,它束缚了知识分子创 造、求新的步伐;其次,元典主义造成中国近代文化的封闭性与排外性,很大程度上阻碍了 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因而缺少促成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与新陈代谢的新的 文化因素,而与文化的现代化失之交臂,使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步履维艰;最后,元典主义一 手树立的以儒家为独尊的一元文化权威,使近代文化转型缺乏可以互补的选择机制,使近代 文化转型走不出元典的"轴心"而转型不彻底.所以说中国的元典主义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失败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韩愈的理想人格论

韩愈是儒学发展史上新旧转捩之关键人物,其儒家道统论的提出不仅为宋儒开辟了理学的初源,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以后中国哲学的发展。以儒家道统论为指导思想而形成的圣、贤、君子层次分明的理想人格论更是具体展现了韩愈道统论对时人在安身立命、接人待物方面所应有的精神状态、道德认识及行为准则的要求与标准。韩愈理想人格论中,作为万世标准之圣人是无过、无所不通的;而贤人是不贰过者、不遇时不得道时是独善其身者,而一旦遇时得道,就必兼济天下,而且贤与圣一样是"汲汲于富贵以救世为事者";君子则是好恶分明、任人如器且重于责己之人。韩愈所提出的理想人格论是其道统论的具体展现与现实要求,研究韩愈的理想人格论可以更好地理解其道统论提出的思想价值与历史意义。     

价值取向：中华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共同的认知基础

价值取向（value orientation）是价值哲学的重要范畴，它指的是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价值取向的突出作用是决定、支配主体的价值选择，因而对主体自身、主体间关系、其它主体均有重大的影响。价值取向具有实践品格，科学的价值取向，是随着人们实践能力与主观能动性的提高而不断实现最优价值关系或最大化价值关系的。     

论行动学习法对社会主义学院培训的理论意义

行动学习法因其反思性、行动性、合作性、主体性、参与性等特征而较传统培训模式具有诸多优势和先进性，克服了传统学习模式的弊端，是在传统学习模式基础上的创新与突破。更重要的是行动学习的理论假设、流程设计、有效开发及作用机理等都对社会主义学院的培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是值得我们在社会主义学院的教学培训中认真研究并加以运用的创新性培训方法。     

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效能系统分析

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是思想政治建设主体与客体在特定载体、环境下双向作用的一种思想政治实践活动,其效能则是对主体影响、作用于客体的成绩与效果的描述。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主体既包括处于执政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又包括作为党委主管统一战线工作职能部门的各级统战部,还包括有自我建设要求与任务的各民主党派。其中,中国共产党与党委统战部的思想政治建设效能是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效能的外在因素,民主党派自身的则是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内在因素。     

近代史人物研究的力作——《刘锦棠评传》读后

稍知一点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左宗棠其人,对于他主持的收复新疆的功绩,也一定是了如指掌的。然而,提到刘锦棠,这位同样在收复新疆的战斗中襄助左宗棠运筹帷幄立下赫赫战功的历史人物,知道的人恐怕不多。由章育良和曹建英合著的《刘锦棠评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一书,为我们揭示了这位不应被历史忘记的民族英雄的一生。通读全书,不难看出该书有以下四个特点。 首先,定位准确。社会是由各种关系所组成的人与人的联合体。个人在社会中有各种各样的关系,也处于不同的地位,因而个人在一定时期的评价不能不受制于其时代使命的需要及与之有密切关系的个人或团体。《评传》最成功的地方在于作者恢复了刘锦棠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地位。《评传》的著者抛开一时的功利,全面的展示给读者当时有关刘锦棠的一些史实及以后影响对刘锦棠评价的国际国内形势,从民族利益出发积极恢复了刘锦棠的历史面貌,给这位为国家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由于历史原因而又被埋没的、真正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定位。著者指出:刘锦棠是“歼灭阿古柏侵略集团收复新疆的前敌总指挥、中俄伊犁交     

论柳宗元“方其中圆其外”的道德修养方法论

柳宗元在给妻弟杨诲之的一系列书信中,以车为喻,明确地提出了君子行世当"方其中,圆其外"的道德修养目标。而要达到中方外圆的道德修养目的,柳宗元认为,一是要植志笃道,即自小立下忠正信义之志,笃行尧舜孔子以利民济世为目的的大中之志;二是要"固其本,养其正",即认真学习孔子之道及圣贤经典,并通过学习圣贤经典、笃行圣人之道来巩固立身行事的根本、涵养自己的浩然正气;三是要"韬义服和,外圆内方",并一再强调,君子的外圆并不是圆滑以趋利,苟合以取容,而是像车轮一样牢固圆融,勇往直前时锐而不滞,必要的后退时也可安而不挫,顺势而为。     

吕坤的道德修养论

吕坤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政治家,被人称道为"功在朝廷,德在国家,言在万世".吕坤有关道德修养的论说遍布于其著作中.吕坤的道德修养论以理欲对立统一论为其理论基础;其"定静"的道德修养的主要方法为治心、寡欲、居敬;道德修养的主要目标则在于养成理想人格,即成"圣贤".     

论文德与武功的关系及其在唐代的运用

“文德”主要指礼乐教化,而“武功”多指军事战绩。一般将“文德”与“武功”连用以称颂治理国事恩德昭著,对外用兵战绩辉煌的帝王或位高者。对于文德与武功及其关系的认识与论述,由来已久。从唐代文献中多有关于“文德”与“武功”的论述,可见唐代统治者继承发扬了前代关于文德武功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的历史规律,并用于治国方略,为唐代的繁荣选择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论龚自珍魏源对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影响

鸦片战争后，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近代开始了艰难的文化转型。文化领域由封闭、单一、僵化的传统文化向开放、多元、理性化的近代文化转变。这一文化转型在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文化的重要载体——知识分子以及文化的发展道路上表现尤为显著。在这一转型中，龚自珍和魏源高瞻远瞩，积极引导时代潮流，发挥了先进人物对历史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