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库移民社区治理的政策表达及其解构

长期以来，水库移民社区治理问题处于政策边缘。但通过梳理相关政策文本可发现，政策表达中的水库移民工作思路逐步由“重工程”向着“重移民”渐进转向，在不同阶段突显了解决基本温饱、维护社区稳定、推动综合发展的国家意图，并从人力投入、资金供给和政策统筹等方面对水库移民社区的建设、发展及治理提供支撑。导向鲜明、配套完整的政策体系不仅改变了水库移民社区治理事项的顺序排列，而且重塑了政府、市场、社区与移民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地位关系及其行动逻辑。对此，既需从政策设计一端细致区分水库移民社区的行政功能与社会功能，也需从政策执行一端完善并优化水库移民社区的外部承接能力和内部治理能力。     

水库移民分享水电工程效益的制度逻辑、 实践困境及破解之道

水库移民分享水电工程效益旨在促成显性工程效益和隐性发展机遇实现跨地域、跨组织、跨主体的公平配置。 作为水库移民的应然权利,利益分享既符合公正补偿的制度逻辑,更彰显共商共建共赢的发展理念,但目前补偿救济色彩较重、市场导向偏弱,并存在后靠移民发展权利及机遇隐性被动减损、外迁移民脱嵌于迁出地及受益地发展红利、非农移民缺乏系统保障等实践困境,其原因在于水电工程综合效益量化难度大、参与主体关系地位不对等、执行管理机构人员配置短缺。 因此应健全水电工程效益分享协同管理机制,鼓励水电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优先助力贫困水库移民脱贫,灵活渐进地实现水库移民分享工程效益实践机制的稳步定型和有序推广。     

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投资社会风险探究

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实施，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建设的持续推进以及中国和巴基斯坦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语言、习俗、环境管理制度、环境保护法律、社会管理制度、社会管理规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将面临重重困难与挑战。基于中巴经济走廊涉及地区的特殊性，把中巴经济走廊分为西部高山高原区、东南沿海平原区、北部克什米尔地区和中国新疆段。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可能面临的社会风险进行阐述。西部高山高原区面临的社会风险包括部落区障碍和极端宗教主义，东南沿海平原区面临的社会风险主要包括历史文化遗产和国家公园保护，北部克什米尔地区面临的社会风险包括跨越争议冲突地区、极端主义威胁、宗教文化差异和自然保护区保护，中国新疆段面临的社会风险包括少数民族问题和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问题。     

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机理阐释与典型模式比较

乡村旅游在带动农户增收、促进产业升级方面的正向作用日益实现,已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通过构建“资源 结构 功能”演变的理论框架,就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作了系统解析。指出资源能力的不断进阶激发出乡村旅游的发展活力,促成乡村发生深层次变化,尤其是乡村的空间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得到重构,促使乡村功能逐渐优化,进而带动乡村全面振兴。通过对四川成都两个乡村旅游典型模式的比较,解构了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动态过程,进一步印证了由“资源能力生成”到“乡村结构重构”再到“乡村功能优化”的理论框架的适用性和解释力。     

基层避责的内涵属性、表现形式与生成逻辑——基于基层政府减贫实践经验分析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下,有效克服以问责治理避责的单向路径依赖,需要正确认识基层避责行为的双重属性。基层避责包括履职避责、压力避责和风险避责3个方面,其生成并不仅仅是组织或个体基于利益得失判断而作出的经济理性选择,深层原因在于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的某些可能不足。具体而言,基层避责行为受到科层体制、目标责任制和激励机制等制度条件的综合影响,基层多元主体以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避责策略组合作为对制度压力的响应。因此,需要在刚性政策规制和弹性政策执行之间寻找到恰当的平衡点,从而克服基层避责的积弊倾向,疏导基层面临的多重压力。     

农民环境抗争的结果类型及其形成机制

农民环境抗争的结果不尽相同。依照是否终止污染和是否得到补偿这两项关键行动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抗争行动是否结束,将农民环境抗争结果归纳为完全成功型、有限成功型、完全失败型和有限失败型等4种具体类型。对应4种类型,选取了4项农民环境抗争案例并比较不同抗争结果的形成机制,认为在当前顶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制度实践存在分化的情况下,行动目标是否稳定可行、组织分工是否协调合理、关键资源是否充分可用可较恰当地解释农民环境抗争结果的差异性。此外,在"法治"与"善治"的理念约束下,政府不仅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也是农民动员争取的客体,因此更需正视并甄别利益受损农民的合理诉求,避免陷入道义与法理的双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