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与文化

本文探讨了文化传统对决策的影响以及决策的理性问题,讨论是在作者提出的决策模式基础上进行的。本文还提出了假想环境、真实环境、映射、推断、固化、硬化、虚化、现实理性等概念,以揭示文化传统在决策中的介入方式。     

圆测对《解深密经》有无说之诠释

圆测作为唯识学大师,在此方面著述甚多,但其流传至今的唯有<解深密经疏>.在此著中,圆测对唯识学的根本经典之一<解深密经>予以了较有特色的诠释.他虽以玄奘唯识新学的立场为主,但能以合理的方式对待真谛唯识旧学,反映到此注疏中是对后者常有正面引述.在对<解深密经>的有无说的诠释中,也是如此.不过,具体到对三自性说的诠释,则基本采用唯识新学的立场.     

再论“唯识”与“唯了别”［1］（P59-65）

印度瑜伽行派唯识学的的基本概念“唯识”（vijānamātra）与“唯了别”（vijaptimātra）具有不同的内涵。在对其内涵辨析中，获得了一些认同，但也引起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有必要对此问题作进一步分析与澄清。     

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的研究选题倾向分析

中国社会学在中断了27年之后,于1979年重新恢复,十年来其发展状况如何,一直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科研选题的分析,透视中国社会学重建后的发展特点。 (一)社会学文献的倾向 对科学文献的分析,主要是通过收录《全国报刊索引》中的社会学文章及几年来出版的书籍进行统计分析,从中把握社会学界的科研选题倾向及其特征。统计结果见表1和表2。     

印度瑜伽行派唯识学缘起思想之特质

印度瑜伽行派唯识学的缘起理论具有四个与印度佛教其他派别缘起思想不共的特质,即缘起的因果平等性、缘起的唯心性、缘起的俱时性、缘起的整体性,不论有为依唯识思想还是无为依唯识思想在这方面皆是如此。但由于唯识学的此二分型在本体论方面相异,对此四特质的说明自然会有所不同。     

“理论——方法——人格”与“转识成智”——读冯契《智慧说三篇》导论

"转识成智"的问题是古往今来的一切哲学与宗教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冯契的"转识成智"说以为在基于实践的性与天道的交互作用中,主体凝道而成德,显性以弘道,获得德性之智,自证精神的"自明、自主、自得",这样便有了知、情、意等本质力量的全面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真、善、美的统一,造成自由的德性,克服了科学与人生的脱节、理智和情感的不协调.     

中国现代佛教义学的兴起

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义学在依次经过解经开展阶段和学派开展阶段后,到隋唐宗派兴起阶段,达到中国古代发展的高峰。但到近代,随着佛教的整体衰落,曾经繁荣的佛教宗派义学也相应没落。近现代是中国历史的特殊时期,科学人本文化席卷全球,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传统遭到空前甚至是生死攸关的猛烈冲击。佛教在这种时代大势面前,举步维艰,出路何在?在众多佛教有识之士的思考和探索中,义学的激活与复兴成为他们的基本选项。这其中的先驱首推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先生,他提出"内学"观念,所谓"结论后的研究"。另一主要倡导者是太虚法师,他提倡融贯传统后的出新,所谓"契理契机",而其弟子印顺法师则提倡"以佛法研究佛法"。他们的探索无疑在相当多方面为后世留下了宝贵启示,有助于开辟现代佛教义学的开展路径。现代中国佛教也在这种探索中显露出复兴的征兆。     

试论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多重含义

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流派之一的现象学,其核心就是它的方法;而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和"具有中立性和道路可能性"的现象学的方法,又具有多重含义。在现象学的操作方法里,"直观"、"还原"和"意向分析"是胡塞尔创立现象学最基本的方法。     

中国佛教义学的过去与现在

中国佛教义学源于印度佛教的传入,以及基于佛教本位的翻译、诠释、讲说与造论,其真正的开展始于明确佛教本位之时,即从格义佛教走出之时。这意味古代中国佛教义学可分为明确佛教本位的初期确立阶段、学派并起的全面开展阶段以及宗派成立的最终成熟阶段。从中唐后进入衰退与萧条阶段,其间只有不多的短暂复兴。到现代,面对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普世、强劲的传播,现代佛教义学从明确佛教义学的性质与原则出发开始初创,出现了欧阳竟无、释太虚、释印顺等大师,为佛教义学的现代转型打下了坚实基础。     

现代佛教义学的学科化开展

在古代,从印度到中国,佛教的弘扬离不开佛教义学的开展,佛教的兴盛也与佛教义学的繁荣关联在一起,但到近世,随着佛教在中国的整体衰落,佛教义学的学脉趋于断绝,尤其随着现代科学主义以及人本主义影响的普世化,佛教义学甚至在佛教界内都失去了"合法性",其作为佛教学问,已然被佛教学术研究所取代。但佛教义学与佛教的命运紧密相连,必须对这样一个严峻的情形予以严肃思考,换言之,必须反思现代佛教学问的性质问题,以保证佛教义学在佛教界以及社会公共学问空间的重新定位与出场。这不仅关系到佛教本位上的正法久住,而且关系到佛教作为传统文化基本组成部分所承担的安定社会的重要功能的切实实现。现代佛教义学是在具有明确的自我意识的前提下兴起的,又处于现代学术研究的背景中,所以除传统的佛教宗派义学研究的路线外,还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化开展的面向,佛教自己的学问空间正是在这种传统与现代的紧张与融合中张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