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连接与融合 ———汶川地震十年之灾难研究新趋势

中国灾难研究主要以汶川地震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以历史学为主导，后半部以人类学与社会学为主导且两学科各有聚焦，人类学关注灾难的差异性与地方性，社会学则更关注其所嵌入环境的结构性。汶川地震后灾难研究迅猛发展的十年，也是中国公共灾害频发的十年，对于灾难的研究与对于社会治理的关注，让二者之间有了连接与融合的可能。该融合的道路需要突破四个环节，即：嵌入结构——比较性与区域性研究向主体性研究迈进；学科连接与框架搭建——学科话语体系与关注焦点的融合；定位进阶——技术控制向社会控制转化；行动进阶——从文化体验、结构透视向治理实践转变。     

案主服务与资源链接：南坝站的经验与思考

汶川地震发生后，许多社会组织与民间机构奔赴灾区开展各项社会服务。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作为华南社会工作的主要推动力量，同年即在四川建立了4个社会工作站（彭州县龙门山镇、平武县南坝镇、汶川县映秀镇、汶川县水磨镇）。这四个工作站各有定位，但又互相补充，围绕着灾后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进行生态、文化、经济与教育的专项服务与社区发展实验。     

构建南京创业社会保障体系的思考

创业的社会保障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本文在分析创业社会保障体系的涵义与作用基础上,结合 国内外创业社会保障体系的经验,对构建南京创业社会保障体系进行了思考。     

对口支援：政治、道德与市场的互动——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为中心

［摘要］汶川大地震以后的对口支援是中央政府根据灾情的轻重与各省市经济实力的具体情况所进行的政治安排，这一政治过程暗含着道德与市场的影响。援建政府与受援政府因为立足不同，期待亦有所不同，这也导致双方在援建与受援的互动中出现分歧与错位。究其原因，威权体制、财政体制的分权化及晋升锦标赛是这一错位的根源，但双方在错位之中同样寻找到共同行动的基础，即在强制性的政治任务中寻找持续互利的合作模式，同时实现组织与个体层面的双赢。     

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工作发展的契机

社会工作专业化及职业化这两大难以逾越的瓶颈一直阻碍着社会工作的阔步前行。构建和谐社会的概念的提出在彰显政府对当前社会发展现状改善的愿望的同时,也给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及职业化道路提供了契机:和谐社会的内涵不仅与社会工作的基本价值理念相契合,其具体的实践过程也需要社会工作的全面参与。接受政府的资金与政策支持,与政府的通力合作则成为当前社会工作迅速发展的必然路径。     

断裂与链接——灾后重建中关于地点的思考

地点是空间内人们生活、工作并形成亲密持久关系的场所。地点在为个体提供自我认知与归属感的同时,还提供了安全舒适与连续感。灾后社区重建的目标是将被灾难切断的人与地点的联系链接起来。链接的方法则是在时空延展中与当下生活实践中发掘与培育个体与地点之间的关系,促进社区内部交流与互动。     

灾后社工机构的定位与发展——以中山大学灾后重建工作站为例

汶川地震之后，各种非政府组织紧急行动，展开了千乡万村的生命救援活动，并通过筹集善款、心理干预、物资配送等多种方式积极介入。随着紧急救援的结束与灾后重建的进行，灾区的工作重心发生了改变，各组织都面临着工作任务转型、工作思路调整、工作策略修正等系列问题。     

灾后重建中社会工作与多学科协作的探索

社会工作与多学科协作的实践 有研究者对社会工作在赈灾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反思，指出目前中国缺乏一套整体的、具有问题导向的社会服务供应机制，从而令专业知识往往只被当作技术和工具来使用。这一整体的、专业的、具有问题导向的社会服务供应机制包括确认并回答“谁来评估问题和需求？谁来整合专业技术人员？     

冲击与延续——汶川大地震后灾难移民动因的思考

文章以平武县南坝镇为田野点,对汶川灾后重建过程中的移民动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灾难移民中未曾得到广泛关注的分散与短距离移民既是对于灾难冲击的回应,更是原有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延续与集中展现,而此类移民的稳定性与产业发展密切相关。     

政府主导与自发发展——社会工程视野下的灾后重建

在社会工程管理思路下,政府积极主导、全面规划的灾后重建在操作过程中成为一项追求高大全的竞赛,加速了原有社区正常发展节奏.全面介入还是彻底悬置？基于非正式过程的嵌入式发展、作为外生性发展依托与补充的内生性发展和渐进式发展才是最终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