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分化与农民层级迁移

“乡—城”迁移假定农民由乡村向城市迁移,这一假定遮蔽了实践中农民迁移方向的多元性,阶层分化是基本影响因素。以武陵山区龙马乡为例,田野调查发现公共品供给贫困,农民普遍要求迁移。然而实践中农民迁移路径受制于农户拥有的初始资本和可持续生计来源,不同阶层农民的迁移路径呈现层级性。农民迁移在目的地上表现为从城镇、中间集镇到中心村的地域层级,各迁移路径性质分别是非农化迁移、过渡性迁移和农村内部迁移,这种农民迁移实践可以归纳为“层级迁移”。层级迁移是农民阶层分化背景下的农民迁移基本规律。     

集体经济发展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反思 ——对话"塘约经验"

乡村振兴背景下,不仅农户个体要增收,而且集体经济也要发展.主流理论是通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动集体经济的内生发展,源于贵州的"塘约经验"成为中西部地区农村改革的样本.基于集体经济总体状况的分析表明,强调经营村庄的"塘约经验"的实践意义非常有限.在充分市场竞争条件下,鼓励村集体主导农业规模经营的做法充满风险.全国范围内的多地调查表明,近几年,中西部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的增长源于上级政府的扶持,和村庄内生资源无关,也就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没有直接关系.从政府扶持集体经济发展造成的问题出发,应当反思集体经济发展政策,摆脱"经营性"的村级组织定位.     

土地制度改革背景下的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探索

针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背景下的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进行了探索.指出作为土地管理的经济手段,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经历了性质的变迁,从行政性的资源收费制度转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制度.地方政府在制度层面进行了规范性的制度设计,充分发挥了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形成多样化的实施细则.目前制度运行还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包括制度正当性不足及制度之间的相互矛盾.建议缩小宅基地有偿使用费的征收范围,同时建立相配套的制度安排,综合运用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从总体上提升基层土地管理能力.     

成都土地制度改革再考察——评《还权赋能：奠定长期发展的可靠基础》

周其仁教授主持课题组的报告《还权赋能:奠定长期发展的可靠基础》区分了成都统筹城乡改革过程中的2种资源配置方式:其一是再分配机制,其二是市场化机制。课题组看到再分配机制在成都统筹城乡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囿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课题组存在对市场化机制的偏好,并认为市场化机制即突破征地模式应为成都未来改革方向。本文认为若突破征地模式,将损害再分配机制的财政基础,导致成都统筹城乡改革陷入困境。     

面向乡村振兴的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解析、基本模式和实践困境

从政策梳理来看,宅基地政策保持稳健,宅基地改革重点是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目的是为宅基地流转提供产权合法性,激活宅基地的市场价值.可从地方经验中概括出两种宅基地"三权分置"模式:"象山模式"和"义乌模式",这两种模式试图为不同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提供产权合法性,从而突破现行法律.同时必须注意到当前的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实践困境,宅基地价值的实现缺乏普遍的市场前提及宅基地"资格权"尚缺乏经验的坚实基础.由此可见,放活产权的宅基地改革构成了乡村振兴的必要条件,然而并不是充分条件.新一轮宅基地改革要厘清地方经验及其局限性,防止和现行宅基地政策的基本原则冲突.     

社会保障视野中的农村土地制度

广义的社会保障并非是现代工业社会特有。中国作为农业人口大国正处于城市化背景下大规模农民流动时期,社会保障制度正在快速变革,具备低水平的多元性。中国土地制度发挥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功能,土地仍然作为农民社会保障的核心部分,是农民工城乡之间自由往返的制度前提,应该继续坚持。     

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一个分析框架

县域是乡村振兴战略下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从县域社会学的角度，这源于乡村振兴以县域全面振兴为前提，也源于县域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流动的特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变革要求城乡相互打通，充分尊重农村的主体性，具体涉及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村产业发展、农村公共服务、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四个方面的变革。从实践来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有两个问题需要避免：一是避免劣质城镇化；二是避免过度“经营”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