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词中的孤鸿意象探析

鸿是我国古诗词中经常使用的意象之一,它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情感。苏轼在传统意象的基础上,在他的词作中把传统的鸿意象与自己的独特个性结合起来赋予了这个意象更为深广的感情生发空间。     

“韩流”文化对长春市大学生审美文化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韩国电影、电视剧、歌曲等全面进入中国并产生极大影响。吉林省拥有朝鲜族人数较多,因此"韩流"对于吉林省的影响较之其他省份更为直接、深远。省会长春市更是"韩流"受众主体大学生的主要集聚地,"韩流"文化已经对这一群体在思想、生活、行为等方面产生影响。本文着重探讨"韩流"在长春市大学生中流行的现状及外在形成条件和内在驱动原因,用调研数据、采访实况阐述"韩流"对长春市大学生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分析长春市各高校针对这一现状采取的应对策略。     

“比较电影”视野下华语电影融合汇流的历史进程分析

运用比较电影、电影文化学等方法,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岸三地电影融合汇流的历史进程,旨在为新世纪华语电影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研究的参照。结论认为,未来两岸三地的电影业应超越传统的合作模式,采取一种更高层次创新融合的发展策略,即在产业、文化的深度交融中保持各自原有的核心优势,积极适应新语境中观影群体审美趣味的变化,合力打造更具文化影响力的新华语电影。     

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不是“零和博弈”

<正>"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模式和架构的顶层设计。有人认为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是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这显然是失之于偏颇的,有必要从法理上加以辨析。在法学理论看来,法治社会就是社会组织和公民权利的法治化,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社会治理的法     

里耶秦简缀合与释文补正八则

《里耶秦简(壹)》释文仍存在一些失误与不足,《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中可缀合的简牍尚有遗漏,本文在时贤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笔者翻检所及,共八处,提出新的缀合与释文补正意见。     

1950年代:“本质—特征论”文学定义的形成及影响

1950年代形成了"本质—特征论"的文学定义,即先界定文学的意识形态本质,再界定文学是用形象的方式来反映社会生活、体现意识形态的特征。这一定义的思维方式是先界定事物的普遍性,再界定事物的特殊性,突出事物的普遍性关联,轻视事物的独特性质的揭示,使得文学研究本应着重研究文学的特殊性成为空话,不利于认识文学自身的规律。1980年代的文学审美论试图突破这种定义方式,但1990年代以来,反本质主义的文学语境论再次回到从事物的关联性定义事物的思维老路,文学自身本质问题受到质疑,弱化了文学与审美关联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晚年(中篇小说梗概)

<正>一老伴老米走了,一个人的老年生活让老顾感到很孤单。一个月前,楼下的老朱也去世了。老朱六个儿女,有公务员、警察、教师、小老板。老朱猝不及防死了,因没立遗嘱,结果儿女为了争老朱仅有的一套住房,从吵闹最终演变为打架,三个子女住进医院,等着打官司。那种混乱与尴尬让老顾都感到脸红羞耻,为此,他去了律师事务所,立了遗嘱,并做了公证。办完公证,接待     

有只蚊子爱过你

我是一只小小的蚊子,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我遇到了她。她是一个人类,我却发现:自己爱上了她。可不该是这样,作为一个被人类讨厌的生物,特别是她,我亲眼见到过,她对着一只还在动的甲壳虫尖叫。我知道,我不可能。我偷偷地跟着她,偷偷飞在她身后,偷偷看着她的背影。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界定标准

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运用中,"非法证据"的界定是当然前提。非法证据并非是任一证据合法性要件欠缺的广义非法证据,而专指取证主体通过严重非法的手段或者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方式所获取的证据材料。我国刑事非法证据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两类,两类非法证据在实际判断中虽存在差异,但都应围绕取证手段的非法性展开,分别考察取证手段是否违反法律规定以及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准确界定刑事非法证据的范围。     

民国年间基层官绅的时代认知——从民国山东地方志的编修心路探析

民国年间基层官绅作为地方社会的建设和舆论引领者,亦主导了地方志的编修,通过考察民国年间山东所纂修各县地方志序文与凡例的文本话语,可以认识到在共和之后的社会变迁中,基层官绅明显感受到时代的不同,他们期待共和政治的理念与实践,关注社会民生,并且希望在伦理道德领域实现传统文化的应势转化。这种在政治领域积极革新,在社会领域走向下层,在文化方面致力于传统理念的适应性转化,构成了民国年间基层官绅在时代变革之际的独特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