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观念与华夷边界:从先秦到秦汉的认识转变

"天下观念"与"华夷之辨"是先秦以来以华夏为中心认识和看待华夷地域差异与文化区别的重要思想基础,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当时"天下"秩序的稳定和中原华夏文化的优势地位。秦汉时期,随着王朝"大一统"的实现,"天下"真正变成了由"夏"和"夷"组成的二元结构。在这一背景下,汉代古文及今文学家在先秦天下观的基础上又分别对其做了新的补充和铨释,从而完成了认识上的重大的转变。     

秦汉时期洱海区域的族群与社会——多维视角下的历史叙述

秦汉时期,洱海区域的族群及其文化多样性是与该区域的自然环境相对应的,是特定历史空间下各族群基于不同地理生态环境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区域之间各族群不断交互影响的结果.西汉以来,中央王朝作为一种"介入性力量"逐步进入这一地区,王朝力量在洱海区域的渗透推动了该地区各族群之间的进一步联系与族群社会的整合.但由于受当地地理、交通、生态环境以及"非华夏"的社会组织形态的制约和影响,洱海区的族群和社会呈现出与王朝史并不同步的历史演变特征.     

汉代"抑豪"政策的变迁与关东豪族势力的发展

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关东豪族在汉初并不被看作是合法性的社会存在,因而一度受到政府的打击抑制.不过"抑豪"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豪族势力扩张的问题.所以西汉中期以后,随着"抑豪"政策的松弛,关东豪族得到了更快的发展.以至到东汉时期,关东豪族凭借其强大的社会经济势力成为中央王朝在地方社会的支撑性力量.     

论汉唐时期云贵高原的山地社会及其政治体系 ——兼论西南边疆华夏化演进的区域特性

[提要]云贵高原特殊的地理生态环境，造就了汉唐时期山地族群的分布格局及经济文化类型的多样性，并深刻影响了山地人群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的复杂程度及其类型。氏族部落与酋邦组织的长期存在，不仅制约了中原王朝的开发经营活动，而且也延缓了区域内部的社会分化与政治体演进。与同期南方山地社会相比，云贵高原地区一直没有形成相对完整的地方层级控制体系，山地人群长期游离于王朝的政治体制之外，使得西南疆域的华夏化进程较南方山地社会更为曲折，表现出独特的发展逻辑和历史文化延续性。从更为宏观的视野来看，汉唐时期云贵高原山地社会演进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实际上也是西南边疆社会逐步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曲折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     

论汉代关东豪族宗族组织的构成特点

汉代关东豪族实际上是以宗族中的核心家族为中心 ,在同族基础上相互结合而形成的血缘性社会群体。在宗族内部 ,宗族成员通过定期的祭祖与聚会活动来增进相互间的血缘联系和认同意识 ,从而使宗族组织的凝聚力得到加强 ;而经济互助与武装自保则是宗族社会功能的主要表现形式 ,它对关东豪族的生存发展及社会势力的扩张同样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试论北魏以来关东大族的“旁支”——以范阳卢氏、渤海高氏和赵郡李氏为中心

以个案分析的方法,对北魏时期关东大族"旁支"的形成、发展及其在北魏末年战乱中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进而揭示出关东世家大族宗族内部分化的特点,以及大族旁支以武致显并最终在政治上崛起的必然性。     

论汉晋时期南中大姓经济的构成及发展特点

尽管以往学者对汉晋时期南中大姓的兴衰发展过程、南中大姓与中央及西南地方政权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民族融合等问题做过很多探讨,但是对南中大姓经济的构成及发展特点却关注较少。因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传统农业经济、工商业经济、经济依附关系的构成及表现、夷汉经济的交融与互动等几个方面分别进行论述。     

论学习型机关党组织建设的有效途径

2010年9月20日,习近平同志在国土资源部调研机关党建和"创先争优"活动时强调,"机关党组织要把工作着力点放在服务中心、建设队伍上,在‘创先争优’活动中走在前、作表率,为完成本部门本单位的中心任务履行好协助职责,发挥好     

环境、族群与疆域空间：西南边疆史研究的区域史观和阐释路径

传统的西南边疆史研究主要是从族群关系与边疆开发治理两个维度展开的。到目前为止,虽然研究成果斐然,但其中的局限性也有目共睹。前者囿于族际间族源、族群文化、族群历史的纠葛,难以充分展现国家-地方-族群之间长期复杂互动的历史图景;而后者则习惯于采用传统政治史“自上而下”单向度的“线性历史”的研究视角,对西南边疆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发展逻辑往往关注不够。所以,要想全面揭示西南边疆历史的内在复杂性和丰富性,就必然要突破传统“线性历史”的思考方式,建立起更加丰富、更富有弹性的“整体史观”。因此,西南边疆史研究的区域史转向,就是要将历史现象置于具体的空间结构与时间序列的坐标轴上进行综合考察,而不是简单地用历史事件去填充区域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具有复合性、交叉性的时空结构,决定了西南边疆史以空间、历史、族群互动为主题的“复线历史”叙述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