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天观念的历史变迁

人天观念即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历来都是中外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它大体经历了人类受制于自然力量、人类主宰自然、人类与自然协调发展三个阶段。二十世纪以来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 ,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但同时也尝到了过度开发自然带来的恶果 ,因此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 ,寻求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是当代哲学的紧迫任务     

科学主义思潮在当代哲学中的命运

"科学主义"思潮作为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必然产物,其历史功绩不可否认.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化后所造成的话语霸权曾对文化多元性的发展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对社会生活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这也是"科学主义批判"产生的主要原因.在当代哲学情境下,科学主义思潮并未在强烈的"批判"下慢慢消亡,而是走向了一种更趋合理的发展方向-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协调发展.     

论建筑批评中人文尺度的重建

建筑的产生和发展是与人类的需要息息相关的,建筑具有强烈的属人性.当代建筑的投资者过多地追求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导致了建筑根本功能的缺失,即对人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要的遗忘.只有重建建筑的人文尺度,才能使建筑行为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哲学的两种改造——罗蒂与阿佩尔哲学比较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陷入了困境,"语言学转向"是哲学家们为使哲学走出困境而进行探索的一种产物.罗蒂与阿佩尔都认为这一"转向"不够成功,未能使哲学走出困境.为此他们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改造方案.罗蒂的后哲学文化强调剥夺哲学的特权,使之融入文化的领域之中,成为一个平等的对话者;阿佩尔的先验语用学则强调哲学应建立在主体间性维度的基础上,仍坚持先验语用学具有奠基的功能,先验语用学把先验哲学、语言分析哲学、解释学和实用主义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第一哲学的第三范式.相对而言,阿佩尔的哲学改造更具有合理性.     

消解还是融合--罗蒂与阿佩尔哲学比较

在当代西方哲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语言分析哲学与解释学的交流与对话构筑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罗蒂和阿佩尔基于不同的哲学传统,都对此作出了努力.罗蒂通过对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批判,提出了消解权威、强调对话的后哲学文化.哲学、科学等学科都成了后哲学文化中的平等成员.哲学没有了昔日的光环而成为众多对话者中的普通一员.阿佩尔则基于对康德哲学的改造而把先验哲学、语言分析哲学、实用主义、解释学等有机结合起来,提出了先验语用学,完成了"语言学转向",使之成为第一哲学在当代的第三范式.     

危机及其出路－－论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本文认为 ,2 0世纪初西方哲学界发生的“语言学转向”有其深层的根源———哲学的危机。这种危机非同寻常 ,因为它意味着西方哲学陷入失去研究对象的困境 ,同时其存在的必要性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西方思想家们纷纷寻求出路 ,英美科学主义与欧陆人本主义不约而同地抓住了“语言”这根救命草 ,使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学转向”。本文认为 ,“语言学转向”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西方哲学的危机 ,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使西方哲学的危机得到了缓解。“语言学转向“的重要后果之一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日益汇流     

信息经济时代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信息经济时代,网络技术的进步拓展了公民隐私权的内涵和外延,同时也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网站、企业与网民个人都更易于借助网络技术侵犯他人隐私。应通过加强法制建设和行业自律,增强公民自我保护意识和建构网络伦理等方式有效保护信息时代公民的隐私权。     

“范式”与“语言游戏规则”——库恩科学革命理论与卡尔一奥托·阿佩尔先验语用学比较研究

库恩和阿佩尔都重视规则或规范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强调共同体是科学家的研究和解释学家的语言交往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他们的哲学主张都倡导了西方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本主义思潮的对话与交流。但他们对于规则或规范、科学家共同体或语言交往共同体的主张是不同的,这导致了他们对于真理问题的不同看法,库恩在真理问题上持相对主义的立场,而阿佩尔则主张终极奠基的原则。     

第一次数学危机及其意义探析

2的出现动摇了毕达哥拉斯的＂数本论＂的信念根基,导致了数学史上第一次危机。第一次数学危机的本质在于悖论及其内含的无限性概念。第一次数学危机带来了希腊数学界的极大混乱,但危机的解决带来了数学公理化体系和逻辑学的发展。     

公共卫生事件中数据技术的伦理考量

数据技术的自由性和社会性拓展了人类探索的新边界,数据技术在开发、应用的过程中,存在着技术、人、社会之间的深度交融。公共卫生事件中数据技术滥用、数据所有权归属不清、数据鸿沟等伦理问题的背后,是技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冲突、技术创新进步与伦理观念滞后冲突、技术双用性与技术异化冲突的表现。遵循以促进和保护公共健康为目标的“新的公共卫生”价值体系,强化制度约束和伦理规范、推进风险沟通机制建设、深化技术应用的负责任创新,成为治理公共卫生事件中数据伦理问题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