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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冠夫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5(4):86-92
1920年代初欧游归来的梁启超积极参与到新文化运动中,发表了一系列与早年"三界革命"时代的文学观判然有别的演讲和著述。他强调情感与理性、文学与科学的分界,并从阐发文学的情感表现本质,张扬文学的"情感教育"功能入手,将文学纳入其国学架构中,借助中西文学比较等新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了重新阐释。梁启超的情感诗学成为实现其"宣传新文化"、"培养新人才"和"开拓新政治"主张的重要载体。由情感诗学所彰显的梁启超的新文化观,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话语形成深具启发性的对话关系。 相似文献
2.
张冠夫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3):79-84
威廉·福克纳作品中表现的多种罪恶,已成为他创作的重要特征,也使其常常遭到误解。将悲剧理论与叙事学方法相结合,把作家对罪恶的表现视为其现代悲剧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既借此与悠久的文学传统相衔接,又赋予其鲜明的现代特征。"罪恶"在多部作品的文本构成中被赋予多种艺术功能和复杂的意义指向,并借此为作家完成现代悲剧的创造奠定了基础。 相似文献
3.
张冠夫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
后悲剧观在理论及实践策略上对悲剧文化的否定和颠覆,无疑已成为悲剧文化发展中的一股强大逆流。但因此而认为悲剧文化会消亡于当代则是荒谬的。作为一种已绵延数千年的古老而常新的文化机体,悲剧文化始终生生不息地保持着与历史同步发展的连续性,对当代而言同样如此。无视其所蒙受的巨大破坏固然不对,而无视悲剧文化的当代潜流及其所仍葆有的内在生命力并因此抱悲观态度同样是错误的 相似文献
4.
张冠夫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100-107
在中国文学的观念和理论体系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进程中,就文学类型的划分而言,王国维将文学分为“抒情的文学”和“叙事的文学”两大类型,这与西方盛行的三分法明显不同。王国维的二分法既表现出清末文学思想激变中的某些共性特征,更体现出所受以叔本华为代表的西方文学、美学观念的深刻影响,但其中仍包含着独特的个人的体悟和创见。虽然在其二分法中有着一定的源于时代和个人的认识偏颇和局限,但王国维随后即进行了反省和纠偏。王国维的文学类型二分法的理论价值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其所经历的心路历程至今仍具有启示意义。 相似文献
5.
张冠夫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88-94
1915年,梁启超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中宣布将报国的方向由政治转向社会,其借改造社会以改良政治的思路与同样以该年为起点的《新青年》同人取得共鸣。但其思想中不断增强的文化民族主义因素使他修正了对"国民性"等问题的负面认识,这与后者单纯的启蒙立场分歧明显。梁氏认识的转变反映在这一年写成的三篇文学短论中。他不再将文学视作改造"国民性"的利器,而是将其作为传承光大"国民性"和"国性"的重要手段。以此他指斥当下有害于国民和"国性"的"新小说",并将文学的发展联系于本国的文化和历史。梁氏此期的认识转变预示着其投身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动向,其与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主流话语的分歧也以此为开端。 相似文献
6.
张冠夫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5(5):46-51
作为一位始终关注人类现代境遇的作家,福克纳将美国南方地域性的历史和现实升华为人类的集体经验,并实现了悲剧艺术传统与现代叙事的结合。约克纳帕塔法系列作品建构了深具意义的现代悲剧文本,福克纳的现代悲剧叙事的卓越实践体现了多方面的诗学意义。叙述视角的选择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相似文献
7.
将诸多文化因素引入作品是端木蕻良小说创作所具有的突出特征之一,这是作家自觉将《红楼梦》等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手法借鉴到现代文学中所进行的可贵艺术探索。端木的艺术世界包容了丰富的雅俗文化成分,对民间文化的呈现尤见特色。在较为成功的作品中他注意将文化材料自然地融入叙事中,实现了与作品各构成要素的有机衔接。文化因素的引入使端木的创作表现出崭新的审美特征,对于端木艺术世界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端木蕻良的艺术尝试成功与失败兼而有之,但其予人的启示颇多。 相似文献
8.
《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指出原本作为构成晚清以来国人的现代想象的重要参照的西方现代文明所存在的偏颇,他借镜西方知识界的自我反省,走向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自我的重构.他试图借助中西思想文化资源和历史经验,培植国人真正的现代“自觉”,以此建构现代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并提出通过中西文化的“化合”来建设既作为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又具有本土特性的中国“新文化系统”的理论构想.其思考明确指向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话语的现代化方案的纠偏,构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与后者进行建设性对话的力量. 相似文献
9.
张冠夫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3(3):117-123
在早期致力于政治改良的宣传时代,梁启超积极借镜日本和欧洲近现代的文学经验,这对其启蒙主义文学观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他强调借助欧洲文学革新中国文学,其文化认同明显向前者倾斜。欧洲之行中梁启超认识到作为国人现代想象的主要参照的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盲目推崇科学理性的偏颇,而将强调理性与情感均衡发展的文艺复兴作为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样板。与此同时,他回归"诗言志"的诗学传统,对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给予高度肯定,并将中国古代诗人的崇高情怀和抒情精神作为新文学家文化人格建构的典范。这显示出不同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主流话语的独特性。 相似文献
10.
张冠夫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100-109
20世纪初,梁启超和王国维对于中国传统美学中推崇"优美"而相对忽视"崇高"的倾向进行了纠正,标举"崇高"的审美理想,将其置于"优美"之上.导致二人这一审美意识选择的具体原因虽有差异,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及其所造成的认识局限则是共同的.随后两人都对自己的认识偏颇进行了反省和校正,实现了审美意识的再度转变.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就审美观而言开始自觉摆脱对西方理论的盲从,认识到"崇高"与"优美"的辩证关系,对二者平等视之.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中以反思现代性为立足点,在对传统文学进行重新阐释中,揭示了中国传统美学中所葆有的多元的审美追求,这对于当时的主流话语具有纠偏作用.梁启超和王国维的审美意识的再度转变至今仍具有启示意义.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