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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康之 《人文杂志》2022,(2):110-120
在实证科学的视野中,“真理”与“意义”也经常被还原为“事实”与“价值”的问题而进行讨论。不过,当我们使用真理与意义的概念时,是在认识过程中而不是在结果中去思考的;在使用事实与价值的概念时,所考虑的则是实践上的安排问题。近代以来在哲学上的几乎所有争论,最终都可以被归结为关于真理与意义的意见交锋,而事实与价值方面的考量更具有从属的性质。其实,认识真理与把捉意义的过程是应当放在不同的框架中的,认识真理是在认识论的框架中进行的,而把捉意义则应在行动的框架中展开,更多的是通过“领会”“体验”把握意义。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认识真理会遭遇可能性的问题,而把捉意义则是现实的,而且在无法获得真理而又必须行动的情况下,也只有依据意义去开展行动。  相似文献   
2.
现代科学意味着理性,证明了理性,也是理性的造物。现代科学与理性是密不可分的,因而在需要科学的每一处都呼唤着理性和反对非理性。工业社会及其现代科学中的理性是由认识论哲学所确立起来的,可以表述为纯粹理性,并在工业社会的发展中演化为科学理性、技术理性等。其实,它们都可以归入形式理性的范畴。20世纪后期,人们发现对这种形式理性的追求带来了诸多消极后果,因而提出了把握实质理性的构想,而且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中也发现了“价值理性”的内涵。但是,对于实质理性的建构并未取得积极进展。随着人类陷入风险社会,应急响应式的即时行动对理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求用经验理性置换纯粹理性、科学理性等。经验理性是实践理性的一种表现形式,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行动中的理性。  相似文献   
3.
近代以来,社会治理体系的发展可以在政策问题建构权的转移过程中加以认识,在三权分立的框架中,政策问题建构权掌握在立法部门。立法部门从事政策问题建构和制定政策,行政部门只负责政策执行。19世纪的"党争"破坏了三权分立的政体框架,以至于在民主政体的重建中发展出政治—行政二分原则,使行政被当作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来加以建构,并规定政治部门是决策部门,掌握政策问题建构权,而行政部门则是执行部门。随着行政部门的发展以及社会问题的复杂化,出现了政策问题建构权向行政部门转移的趋势,并形成了"行政国家"。其中,"新政"时期是行政部门攫取政策问题建构权最为关键的阶段,自此,行政部门独大的局面一直没有改变。伴随着这一现象的发生,出现了民主政治的衰落和宪政体制的解体。  相似文献   
4.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社会在两个维度上表现出了急剧变革的要求。一方面,人类社会处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转型期;另一方面,技术进步的成果喷涌而出,在很多技术成果背后,都可以看到信息技术的身影。信息技术已经是我们时代的基础性技术,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杠杆,虽然技术会对社会的既定形态构成挑战,却永远不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直接动力,人们需要对技术造成的挑战重新认识,将其转化为社会变革的观念和要求,并作出实践安排,才能促成社会变革。在此过程中,社会治理的变革往往会滞后于社会变革。在信息技术的发展进程中,我们的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得社会治理方面的变革承受了更大的压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梳理社会治理变革各个方面的要求,并作出安排。  相似文献   
5.
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这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在农业社会阶段,人类社会是简单的和确定的;在工业社会阶段,人类社会则是一个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决定了我们在做一切事情的时候都必须建立起全新的观念,寻求全新的行动方案。同时,我们时代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在不同的领域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在科学的领域中,许多新的理论和技术正在生成,并推动了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长;在社会治理的领域中,我们必须充分关注社会的"虚拟化"、"多元化"和"去中心化"。  相似文献   
6.
人类社会是以共同体的形式出现的,在人类历史上的不同阶段,共同体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人类的共同体形式属于家元共同体的范畴;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人类建构起了族阈共同体;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进程将是合作共同体对族闽共同体的替代.从共同体的视角来看民主可以发现,民主具有一个生成和蜕变的过程.家元共同体是一个完全集权的社会,而族阈共同体则建构起了民主制度和民主的治理方式.但是,族阈共同体中的民主处于差异与共识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从而造成了民主的困境.随着合作共同体对族阈共同体的替代,民主将在蜕变中得到提升,从而成为合乎人类民主理想的真正的实质性民主.  相似文献   
7.
论组织的转型:从控制到合作   总被引:4,自引:0,他引:4  
20世纪80年代,人类开启了后工业化的进程,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将会突出社会合作的主旋律,即实现从社会控制向社会合作的转变.在整个工业社会,组织是实现社会控制的工具,而组织自身也是一个控制系统.在社会的变革中,组织将会首先实现从控制导向到合作导向的转变.合作制组织将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一种主导性的组织形式,特别是进入2l世纪后.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都在呼唤着合作制组织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因而需要从社会变革的要求中去发现建构合作制组织的理论方案.  相似文献   
8.
20世纪后期以来,确如贝克所说,人类进入了一个"全球风险社会".在这种条件下,需要重建自由的哲学.只有当我们拥有一种全新的自由观,才能在人的自由发展的意义上发现应对全球风险的社会建构方案.如果说工业社会在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基础上建构起了属于这个社会历史阶段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话,那么,在全球风险社会来临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建构起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这一模式下谋求合作治理的方案.而服务型社会治理及其合作治理都需要建立在人的自由的基础上.考虑到以往的自由都是与秩序相对立的,全球风险社会条件下的自由应当是与秩序相统一的.全球风险社会中的秩序同样是共同体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秩序是基于自由的秩序,自由则是秩序的前提,也是建构秩序的基本途径.  相似文献   
9.
在代议制生成的过程中,政策问题建构主体经历了与代议制框架相适应的重建过程。但是,代议制使政策问题建构出现了双重分化:第一,代议制赖以建立的代表与被代表关系造成了政策建构主体的分化,虽然公民还是政策问题建构权的拥有者,但是,当公民转化为被代表者的时候,实际上是把政策问题建构权委托给了他们所选举的代表了。第二,代表从选民那里获取的政策问题建构权在进入议会的时候,是以提案权的形式出现的,表现出了与立法权的不同,从而在政策问题建构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权力。由于政策问题建构中出现了这两重分化,引发了政策问题建构权的异化,也同时开始走向与启蒙时期民主理想背离的方向。  相似文献   
10.
论法治国家中的权治——从福柯的研究谈起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近代历史是一段迈向法治的历史,通过法的精神对权力意志的替代,建立起了法治国家.但是,法治国家并没有消除权力意志,反而使其在官僚制组织中得到了保留甚至增强.所以,法治国家在宏观层面、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了法治的气象,但在微观层面、在组织生活中则遗留了权力的阴影.福柯对权力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通过对流行病学史的考察,他发现了权力作用方式的转变及其控制能力的增强;通过对惩罚演变史的梳理,他发现了权力作用领域的改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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