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政治个性

政治家的个性对他们所从事事业的成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邓小平正是以他求真务实、坚毅果敢、勇于开拓、刚柔相济的政治个性,在中国特定的政治背景下,突破了"左"的思想与体制的束缚,开启了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从而使他在中国现代的进程中树立了自己独特的政治风采.     

试析中央苏区群众运动模式的运作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群众运动作为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就伴随着党的历史。苏区局部执政时期，党通过宣传的普适化、组织的严密化、肃反的经常化，保证了苏区群众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建国后，群众运动动员模式虽不断重塑，但相对于苏区中共局部执政时期的运作式样，其实是形变而实存。     

论“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政治传播

领袖、组织、媒体、参观、会议等几个方面的合力作用,使“农业学大寨”运动成为当时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均产生重大影响,也是历时最长的一次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分析其政治传播过程,对当今党的政治传播机制创新具有现实的启示作用。     

论当代中国利益群体分化对政党政治的影响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利益格局的变动引起了利益群体的分化、解组和重新整合。利益群体的分化对政党政治带来了影响和冲击。它对政党的利益整合功能的要求进一步强化;要求政党的意识形态更具有包容性;它既影响着政党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也对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更为艰巨的任务。通过利益群体的分化对政党政治影响的分析,给当今政党政治带来思索和探求。     

先锋与主体：毛泽东视野中的贫农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始终认定并坚持相信和依靠农民这个最广大的群体。然而,他的兴奋点和聚焦点更多是农民中的贫苦阶层。在革命战争时期,他们是革命的先锋和主力军,建国后他们依然是政治舞台上的主唱。毛泽东的这一认识,既使他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对其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深刻影响。历史昭示我们,只有认清谁是农民的主体,才是真正认识农民的关键。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群体性事件的包容性应对及历史启示

时下,由人民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这也引起了理论界的高度关注。但从学界众多的研究成果看,多是从泛政治意义上的负面态度认识群体性事件,普遍强调其社会危害性和违法性特征。回顾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群体性事件的应对,无论是对其定性、发生原因的探寻,还是处置的措施,都极具辩证性和包容性。反思这段历史可以看出,只有在宽容和法理之间尽力寻求一种平衡,才更有利于化解群体性事件,更有利于社会管理,更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非理性心态与理性诉求——关于近期交通肇事中的谣言评议

近期,在杭州飙车案、常州女记者交通肇事案及浙江钱云会案中,无一没有谣言的传播,并且信者甚众,以至于当政府宣布事实的真相后,还有为数不少的人,鉴于当事人的身份标签而笃定原来谣言的真实。怀疑真相、坚信虚无,这种看似非理性的社会心态背后,其实不乏蕴涵着民众的理性诉求,即对于阶层固化与权力代际转移的焦虑与愤恨,对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的祈望与呼唤。     

论文化传统的"体制锁定"与民族地区的现代化

民族地区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地区".产生于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并延续至今的一些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因素所形成的"体制锁定",是造成这一状况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它使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制度变迁在"路径依赖"的基础上陷入了一种低效率的状态.因此,努力突破当前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所造成的"体制锁定",实现良性的制度变迁,是推进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所在.     

论1958年毛泽东提出的破除迷信思想

1958年,在成都会议,尤其是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大力宣传破除迷信。虽然毛泽东主要是要动员全党为“赶英超美”的战略和工业、农业战线的大跃进而奋斗,助长了急于求成、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挥等错误的发展。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对我们今天深化改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信访制度与群体事件解决对策探析

当前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的群体事件逐渐增多.加强信访制度建设有利于减少群体事件的数量,但也降低了政府权威、影响着法制建设,并且促使一些经济领域内的问题演变成政治问题,危及国家的长治久安.借鉴西方社会的主要经验,为预防群体事件的扩大化,主要解决对策是:构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建立发达的具有高度多样性的社会中层组织;逐步将群体事件的解决纳入制度化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