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太极图说》发微--试论先秦文献与北宋诸子天道思想

文章从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甲本、《太一生水》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恒先》等文献出发,探究了先秦天道观中“无极而太极”思想的萌芽与周敦颐、张载、苏轼等天道观的渊源。     

明清之际儒学之德的公共性与约束性发展——方以智会通道法以卫德的思考理路及其意义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方以智以公共性的道与约束性的法为药,医救儒学德之病。为避免德与法的直接对抗,实现德与法的互通互补,方以智以道为缓冲。他通过五喻——君臣喻、四时喻、仁树喻、筐实喻与天日喻会通道与法。五喻显示了道法关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道法互主,道主法,法又能主道;道法互生,生成方式多样;道法并置,既可离断分别,又共为一体。在道法会通的基础上,承接天日喻,如同天与日均以"於穆"为底色,道与法又都以"於穆"之德(生生之德)为基础,由此确立起儒学之德的主体,凸显德的生机。德与道、法具有了双向关系,德可展开为道与法,道的公共性与法的约束性又可捍卫德、反哺德,以补救儒学之德的缺陷。方以智会通道法以卫德,主要是为了应对儒学面临的道德危机。以道、德与法为标准,人的道德水平可分为三类:有道有德的君子;位于道与德之中、法之上的大众,包括处于底部的乡愿;位于法之下的无忌惮乱法小人。明清之际儒学堕落,乡愿亦难求,方以智借助法,惩治无忌惮小人,以法卫道,以法卫德,解决儒学的结构性与制度性伪善问题,致力于庶民共同遵循的公正之道。方以智的思考具有原创性、超前性,对于道德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阳明后学中的心性连黏

心性之辩是宋明理学发展中的核心内容,在心即理与性即理之间,存在多种连黏胶着状态,阳明后学李材、胡直、许孚远关于心性问题的六封论学书对此有充分展示:李材依附性体,胡直坚守心体,许孚远则于心体中寻求性体,偏向折中。三人在阳明学背景下的心性之辩虽然倾斜于心体,但亦反映了阳明后学诉诸性体平衡心体,纠正张扬心体而导致的自肆、张狂之流弊;同时亦显示出阳明后学对于良知学内在资源的深入挖掘。     

明儒万廷言的学术传承及著述

易学大家万廷言践履与发扬江右王门巨子罗洪先的收摄保聚良知学,尽得江右王门精髓。经王畿点化,万廷言对于浙中王门高旷超洁的良知学能默契于心、体之于身。万廷言镕铸江右、浙中于一身,推原阳明未尽之旨,与万虞恺、唐顺之、王时槐、章潢、邓以赞、李材等阳明学者同参共学,维持阳明学学脉以不堕。万廷言传世著作有《学易斋约语》、《学易斋集》等,《学易斋约语》见藏于台湾国家图书馆,《学易斋集》有北京国家图书馆和日本尊经阁文库两个版本,后者晚出,其中以《易原》差别最大。     

《论语》首句"学"诠释中的仁学分化

《论语》首句"学而时习之"为全书枢要。朱子以效训此句之学,学与习相表里,心与理相涵养。阳明再传弟子胡直以觉言仁,觉即明觉、灵觉,十字打开,既有溥博之横摄,又有渊泉之纵贯。胡直弟子邹元标以愿学为宗旨,《论语》首句之学即觉即悟,以本心之明觉含摄一切,以本心之灵觉达之一切,以透悟超越一切。邹元标以《易》之时义贯通此学,以《论语》初编末句"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呼应首句之时。总之,此学既有实行义,又有超越义,以效训学与以觉悟言学诠释各有侧重,二者在对立中相互融摄,总体上丰富了孔子仁学的思想内涵。     

崇仁之学的主静转向与持敬回转

明代理学的创造性发展始于江西崇仁的吴与弼(康斋),他虽然上无所传,但身体力验,敬静兼综,培养了胡居仁(敬斋)、陈献章(白沙)、娄谅(一斋)等有成就的弟子.从功夫论来看,吴与弼持敬,陈献章转向主静,胡居仁试图扭转白沙学的转向,坚守持敬.娄谅于居敬内转,启迪了阳明学的转向,门下亦有夏尚朴(东岩)持敬的回转.崇仁后学有陈献章门下张诩(东所)主静与湛若水(甘泉)持敬的对峙、胡居仁门下余祐(訒斋)持敬与魏校(庄渠)主静的对峙等.总体而言,崇仁之学的转向与回转表现为主静与持敬的更迭与相互扶正,并孕育了白沙学与阳明学的主静,奠基了江右王门收摄保聚的学风.     

宋元时期的中原文化与中华文明共同体

周公营洛，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国文化政治的基本格局。北宋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再次回到洛阳，洛学在与蜀学、关学、新学等互动中脱颖而出，回应佛教冲击的时代问题，在文明冲突中捍卫中华文化主体；集成中国优秀文化，实现创造性发展，在新时代确立中华文明的主体；承接周公、孔孟的道统并创造性发展，由道南与湖湘开启朱子学，形成程朱理学。周公在地中洛阳定都，中央与四方的关系是定都伊始便面临的政治主题，并一直影响到宋朝。宋朝与辽、金、西夏、蒙古在政治上竞争，最终形成元朝的政治统一体；元朝融合汴梁、临潢、会宁、兴庆、和林等政治中心，将北京作为新的政治中心。元朝的程朱理学北上，中国的文化中心亦从洛阳转移到北京，北京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文化与政治中心。     

《东阳楼记》中透视的周敦颐思想之精义

据宋代学者杨栋所作《东阳楼记》,他于四川平都山探访周敦颐遗事时,发现《咏阴仙丹诀》与《观丹诀》.事隔三十余年之后,杨栋在杭州洞霄宫遍览道家典藏,发现周敦颐在其作品中已将道家思想的精义发挥殆尽.杨栋凭借记忆,将平都山所览周敦颐著作的主旨重新表述.这些表述与周敦颐传世著作相辉映,有助于深入理解周敦颐的无极、太极、阴阳、精神、礼乐、无欲主静、原始反终等思想.     

梁漱溟“宇宙生命力”思想的源头及体知

梁漱溟通过与杜心五交往,能直接感知武学功夫纯熟、高深境界;通过长期习练太极拳、内家功夫,能体知内家拳、道家内养功之精髓。自逆反而顺自然,由主静达真动,恬淡虚无真气从,这些生命历程是梁漱溟“宇宙生命力”思想的源头活水,并且与梁漱溟重视儒家的“身在心中”之道体论、慎独之功夫论、健而静、寂而仁之境界论密切相关。梁漱溟在现代中国社会中鲜活地诠释了传统的魅力,展现了儒家与道家、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中国儒学人性论的统合与创新发展

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是中国儒学两种主要的人性论，且传统中以性善论为主流，除此之外还有扬雄的善恶混、董仲舒的性三品等诸说莫衷一是。随着阳明学之弊的出现，以及阳明后学在惩忿窒欲中遇到欲恶难以根除的困难，加上传入的西方宗教性恶论的刺激，儒者对性恶论的重视随之渐显，儒学性善论亦面临挑战。在此影响下，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方以智正视恶，以“正”“余”论为基础，开创性地将《周易》的飞伏引入人性论，突出性善论与性恶论彼此包含的柔性，建构出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相对的、动态的人性论，并由此统合中国儒学的主流人性论。此外，方以智还以“无善恶”与“有善恶”的交轮，来有效救治重视超越之“无善恶”的龙溪学流弊。通过善的统摄与反统，恶既受到善的统摄，龙溪学的“无善恶”亦受到善的反统，从而在正视恶时，更有利于防范性恶论的风险。总之，方以智的人性论既能有效应对儒学内部出现的恶欲难除与无善之弊，在重视恶的现实性时，亦能形成整体导向性善的合力，维护儒学主流的性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