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社的演变历程新论

明末复社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文人社团组织。根据复社内部自身的变化与崇祯朝政治的联系,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兴盛期,从崇祯二年至崇祯六年,包括尹山大会、金陵大会、虎丘大会三次大型社集,复社主要是开展社事活动,参加科举考试,科考上的成功使复社声势广大,蓬勃发展;分化期,从崇祯六年至崇祯十四年,复社卷入政治权力的漩涡,先后与温体仁、阮大铖等展开斗争,社事活动只是小型、团体、局部的社集,复社内部政见分歧,力量出现分化;衰亡期,从崇祯十四年至弘光元年,随着北京城破,阮大铖的继续迫害,南京城破,复社走向衰亡。     

从《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看论张溥 "知人论世"方法的运用

张溥关注儒者、文士与政治的关系,表彰忠烈节义,严厉批评无持操之人;以宽容的态度看待身处政治高压下的古人,体谅其处境的无奈与悲哀;不赞成儒者、文士留恋仕途,主张退隐;张溥眼中的儒者学识、才干兼备;赞赏重人伦、有情义的文人。张溥关注文人仕途上穷达与著述之间的关系;处境的改变对创作的影响;作品对处境与命运的影响。     

论竟陵派儒道结合的批评

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执掌明末文坛的风向,其所编《诗归》是其诗学理论与美学趣味的代表。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显示了儒家说诗方法的要义,在竟陵派的文学批评实践中还呈现出援道入儒的态势,即继承这一儒家的传统方法,与道家"玄览"、"独游"、"遇合"等哲学思想与审美方式相结合,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批评旨趣与方法意识。这种儒道结合的批评方法是竟陵派诗学能够独开生面的深度造诣所在,也折射出晚明心学与性灵说的影响力。     

以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与复社诸子的交游

崇祯年间,谭元春率竟陵派许多成员加入复社,耐人寻味。谭元春在启祯间与复社人士交游主要在四个区域:湖广,除公安派后继者外,友人多身兼竟陵派与复社两种身份;江西,为期两个月的胜游,与复社诸子谈诗论道,结下了深刻友谊;吴越,两度出游,友人皆为谈文之人;京师,四次上京,曾与吴地的复社魁首有过匆匆接触,无深交。梳理谭元春与复社成员的交游情况,有助于了解竟陵派在启祯时的进一步拓展。     

谭元春与江西复社文人之关系考察

谭元春是竟陵派后期的领袖人物,同时也是复社成员,他与江西籍的复社人士交谊最为深厚。崇祯五年,谭元春在江西与万时华、陈宏绪、陈际泰等复社成员相游处,长达两月。双方的诗学思想和美学旨趣相似,都追求清远自得的风格,并相互影响。谭元春重新研读《文选》,探讨古诗的创作。江西复社人士也受谭元春和竟陵诗学理论的影响,万时华的《诗经偶笺》运用"以意逆志"法来解读,追求"玄致",贺贻孙的《诗筏》论"无厚"均脱胎于竟陵派。     

南朝五言八句诗的组诗形态与题材粪型

至南朝 ,出现了为数众多的五言八句式诗 ,统观这些五言八句诗 ,其呈现出两大特点 :从形式上说 ,多采用组诗 ,大部分五言八句诗可以归属于不同类型的组诗中 ;从内容来说 ,主要集中在咏物诗、艳情诗与山水诗三种题材中。南朝五言八句诗表现出来的形态与类型特点为唐代律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论复社的组织形态与性质特征

复社作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社团,组织形态严密,以张溥为盟主、应社为中心,各地的文社作为辅翼,相互交叉成网络式的结构;有别于一般文社,复社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倾向;复社亦有别于政党,它成立的目的是为了科举考试与尊经复古、匡正时俗。复社是一个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质的文人团体。     

论杜甫及其诗歌中的“风趣”——兼评胡适先生的“特别风趣”说

胡适先生最先提出杜甫具有特别的风趣.杜甫其人其诗的风趣表现在用夸张的笔法来描绘人物的窘态与憨态;以自嘲或戏谑的方式来摆脱心中的忧愁;常常借诗酒自遣来寻求快意;闲暇时,兴致盎然地挖掘生活中细小的乐趣.     

辽代文化与政治述论

辽代文化及文学活动与政治的关系相当紧密,无论是朝廷推行的文化政策、外交行为或文人的创作、交游等皆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本上属于社会上流阶层拥有的文化行为。     

"日光七色,融为一白"--论陶诗癯与腴的统一

陶渊明用近似田家语的真朴语言,选取与自我心境相统一的景与事入诗,结合自己体悟的生活哲理,做到情景理高度融合.陶诗风格的冲淡并非平乏无奇,而是理蕴悠长、理意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