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尝试:明初里老对地方官吏的权力牵制

明初,朱元璋继承了前代乡村治理的经验,开创了里老治吏的模式。他重用里老,既推行里老理讼制度,分地方官之司法权,又以里老强化对地方官吏的监督,不但在考察官吏注意咨询里老,还赋予里老直接将违法官吏绑缚赴京的权力。洪武年间,里老治吏模式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然而,由于朱元璋过高地估计了里老的道德自觉,对其权力丧失有效的监督与制约,致使该模式在其去世后不久便日渐式微,其尝试最终失败。     

“外儒内法”之再辩正——以明代的法律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我国封建王朝的法律实践,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体现了依礼制法、以礼入法、以法护礼、以法行礼的原则与精神。明代的立法和司法两方面的法律实践都证明,"礼"是明朝统治者统治的最高准则与核心,从而进一步证明了我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是"外儒内儒",而非学界一向认为的"外儒内法"。     

从诬告案判牍看儒法矛盾及其调和

诬告是一种古老的现象,历代政府都对这种犯罪现象给予严厉打击,相关律规范也在不断完善。在古代的众多案例中,法官对于诬告罪的判词充满了伦理说教的意味,而且其判决结果通常与法律规定有较大的出入。这些特点系司法裁判受到特定文化理念、价值追求之影响的结果。透过古代诬告案判牍,可以看到儒法两家的在司法领域的矛盾及调和。     

知识产权出资制度的改善及其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意义

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对公司出资方式进行了重大修改：扩大了知识产权出资的范围、提高了知识产权资本在公司总资本中可以占据的比例。这一修订给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     

论“大礼仪”并非权力之争

嘉靖初期“大礼议”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学界大都认为其实质是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或者官僚集团）与嘉靖皇帝之间的权力斗争，笔者不敢苟同，窃以为“大礼议”是以皇帝为首的议礼派与以内阁为首的反对派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与争论，不能把“大礼议”上升到内阁（或者官僚集团）与皇帝权力之争的层面来看待。     

从两个公式看累积投票制的适用

2006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公司法》明确规定股份公司在选举董事、监事时可实行累积投票制,原意是更好地维护中小股东的权益,然而从两个简单的公式即可看出累积投票制的实施必然会遇到一些困难。     

从一个案例看有限公司僵局及其救济

有限责任公司是现代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之一,公司僵局严重危害了股东、董事和公司的利益,也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从一则典型案例入手,先介绍当前法律对于公司僵局的处理规范,接着对公司僵局案面临的法律困境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法院判决中存在的遗憾之处,最后对于完善有限公司僵局的救济提出一些建议,希望能给司法实践提供一些借鉴。     

朱元璋之问

正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位皇帝,几百年来,他由乞丐登上皇位的传奇被人们津津乐道,他用严刑峻法惩治贪官污吏的历史更是被人们广为传诵,至今粉丝遍布华夏。然而,在朱元璋时代,贪官污吏却杀了一个,站起来一批,始终前赴后继、延绵不绝,以至于晚年朱元璋曾非常懊丧地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朱元璋这个问句在历史上相当有名,我们姑且称它为"朱元璋之问"。     

“外儒内法”之辩正

学界向来认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是"外儒内法"、"儒表里法"。然而,纵观中国古代法的起源、法的指导思想及情、理、法三者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辨析儒、法两家治国主张的根本差异,其实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无论内外都是"内儒外儒"而并非"外儒内法"。     

清代州县司法实践中的门丁之弊

门丁是清代官僚政治特有的产物.州县官长的门丁活跃于政治舞台,发挥着巨大能量.但是,由于体制的缺陷,门丁薪水微薄、地位卑贱、前途渺茫,于是,他们借助自身便利条件招权纳贿、欺公卖法,拼命攫取法外经济利益,严重扰乱了州县司法秩序,加深了地方政治的黑暗.为了杜绝门丁之弊,州县官长们绞尽脑汁,其种种措施纵然有所收效,也不具有普遍性意义.门丁之弊芟除不尽,乃专制政体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