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关联、差序嵌入与信任结构的再生产——基于华北一所科技小院的经验研究

文章试图通过分析外源型农技推广组织与农村社区长达10年互动的社会过程来呈现非先赋性信任再生产的逻辑。分析发现,外源型农技推广组织实现由外而内并不是从“外人”变为“自己人”的线性嵌入,而是在“深嵌则依附”与“浅嵌则独立”之间寻找契洽共存的身份认同与行动空间的过程。虽然外源组织囿于乡土社会中内外有别、关系本位的特性,但是其反以“关系”为策略,基于“利益”与“情感”两个维度在场域关联的空间中差序性嵌入,通过高频的人情交往和利益交换在核心家族和区位格局的次级群体上建立自身的核心圈和亲近层,借助增产增量建立组织声誉来扩散村庄整体的互惠网络,将小院院所开放成半公共空间以生产着“生-熟”的信任格局,采取差序分利和模糊雇工来平衡环境依赖和组织独立,以实现从客人到帮手、从帮手到伙伴的身份转变,最终建立组织的合法性身份与行动的合情性空间,在“能否行动”的基础上推动“行动顺畅”成为可能。这种“伙伴”身份的建立过程也再生产着具有伦理性质的信任关系,此类非先赋性的多主体、多维度、层层推进的信任结构,是外源组织嵌入乡土但是不囿于乡土的切实选择。基于此,文章认为,外源组织由外而内的实现不只是一种嵌入过程,更是一种总体性信任结构的生产过程。     

技“宿”乡土间:农业技术与农民关系嬗变——基于华北一个村庄的经验研究

农业技术嵌入乡土时,在差异性的社会结构和关系网络下,技术的行动逻辑与农民的行为策略呈现出迥异的样态。农业技术嵌入的方式是由国家、村庄、农民三种力量共同形塑的,技术担纲者的乡土亲和力使技术具备了扎根乡土的精神特质,乡村精英的技术亲和力也使技术获得了嵌入乡土的社会基础。但集体化、个体化、市场化时期的农民需求是嬗变的,因此农民与技术的互动也呈现出"嵌入""脱嵌"又"回嵌"三种形式。农业技术不是单向度而是双向度的沟通活动。技术发明者到使用者的技术距离可以通过技术担纲者的乡土亲和力来予以消减。作为一种社会表达方式,农业技术应该把握不同时期的农民需求,找寻新的技术亲和力群体作为突破口,以实现技术"深嵌"乡土推动农业转型。     

农业资本化中的阶级分化、理性类型与农民的出路——评帕特里克·穆尼My Own Boss?

二战后美国农场的大量消失引发乡村巨大变革,作为理论发展基础的城乡连续统消亡带来学科的生存危机,学界普遍呼吁建立起新的具有批判力和解释力的理论分析框架。穆尼以经典文本为中心,在与理论传统对话的基础上找寻有力的概念工具,重新给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注入韦伯式的解释意涵,并构建了具有动态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穆尼的局限性在于没能找到解释农民理性倾向背后的真正制度性因素与文化符码,因而也未能触及韦伯方法论之上更为高远的理论视野与文明转型道路之关怀。这正是中国农业社会学借鉴穆尼之法可以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合伙共包:一种中间类型的农业经营形式——基于华北一个家庭农场联合体的个案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土地流转背景下,在资本与地方互动过程中演化出迂回多样的中间类型的农业经营形式。以华北桃县一家庭农场联合体为例,分析其合伙共包的形成机制及与乡土社会、外部市场的互动过程,研究发现这一具有合伙经营、异乡资本特质的家庭农场联合体,其成员主要由经营能力与资源禀赋相当且关系密切、地位平等的乡村精英组成。家庭农场联合体在内部采取了合伙共包却家庭分别独立经营的结合形式,形成农业经营共同体以应对市场;在外部则由于其农民出身的群体特征本性而熟练地运用乡土社会的伦理规则解决了嵌入的障碍。这种合伙共包的经营形式既规避了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抗市场能力弱、规模有限、难以对接市场且嵌入乡土的劣势,又兼具了家庭经营、共同协作、规模议价的优势,实现了内部经营与外部互动的双重“嵌入”。这一具备家庭、合伙、互助等实质理性倾向的中间类型农业经营形式或可构成理解中国农业转型的新视角。     

农业强国、城乡融合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社会学论坛观点综述

随着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正处于建设农业强国、统筹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阶段。2022年、2023年的中国社会学年会第六届、第七届农业社会学论坛分别以“城乡融合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强国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从农业社会学视角出发，直面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的小农户与现代大市场、作物特性与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农业生态、粮食安全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民主体性与乡村建设发展、家庭经营与乡土社会底蕴等议题，回应理论与实践呼唤，展现农业社会学的品格、知识与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