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历史走近毛泽东

新世纪以来取得长足进展的毛泽东研究，在历经纪念节点的周期性考察“高峰”之时,面临关注度日趋减少的境况。正视这一现状并寻找新生长点，成为毛泽东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继续拓展和深化毛泽东研究，可从发掘历史资料、细化考察阶段、注重方法借鉴、坚持群体研究、增进国际视域等方面努力，更好地呈现毛泽东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在全面考察毛泽东历史作为和世界影响、主动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中更好地把握毛泽东评价话语权。     

论邓小平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时代和历史意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成为总结经验、开创未来的关键所在.邓小平针对当时国内外的不同看法,因势而为地引导了对毛泽东历史功绩的客观评价、对毛泽东思想内涵和外延的科学界定,并强调要在现代化建设中始终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评价不仅在当时维护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促进了社会变革,而且有力论证了今天我们党提出的“老路”和“邪路”都不会有出路的道理,并为深入理解“两个三十年”的辩证关系、把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联提供了有益参照.     

论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和儒学的现代化路径

新儒家的出现,无疑是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日趋衰落的结果,但本质上由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当然,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五四新文化运动存在的某些非理性密切相关。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主要可以归纳为四类：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儒学现代观;以冯友兰、贺麟、钱穆为代表的第二代儒学现代化观;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为首的第三代儒学现代化观;以杜维明、刘述先为重要代表的并且正在形成的第四代儒学现代化观。日益失去经济和政治基础、理想与现实层面严重脱节、保守的政治与文化立场难以获得普遍权威等现况是儒学现代化正面临的困境。促成儒学的顺利现代化可以从以下渠道去努力：走出＂批判—挖掘—超越＂三步曲、构建＂儒学—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三格局、实现＂思想性—时代性—群众性＂三结合。总之,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思考儒学的现代化之路,对于加强我国当前的先进文化建设都不乏启示。     

和谐社会:亟待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基本要求与迫切任务,它有利于提高构建和谐社会的领导者能力、激发和谐社会建设者的热情和促进和谐社会基本要素的成熟。党风廉政建设要从教育、监督、法治、薪俸等多方面进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遏制和铲除腐败,从而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和活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