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人领导”现象与明星员工激励之道

"庸人"能够担任领导的关键就在于其能够任用能力出众的人才并善于调动其工作积极性。领导者要甘愿成为"庸人",积极任用明星员工,加强对明星员工的激励,满足其多元需求、提升其公平感知。具体而言,"庸人领导"要通过坚持厚赏与惜赏、授权与控权、高屋与低屋有机结合,实现对明星员工的激励。     

浅论社会资本及其对和谐社会建构的启示

近年来备受人们关注的社会资本概念对于深入探讨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所谓社会资本就是人际关系、社会结构等因素引发增值的总称.从社会资本角度来看,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努力使社会资本的占有、分配以及交换实现合理化发展,同时也必须努力打破与社会资本相连的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并且尽力建立与社会资本相配套的合理的制度化组织.     

毛泽东实践观与现代西方哲学实践观比较研究

为了厘清毛泽东实践观与现代西方哲学实践观之间的关系，我们首先必须从一般意义上明确毛泽东实践观的性质和基本观点。所谓毛泽东实践观主要是指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对实践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诸种思想认识。它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最高概括，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理论思想。毛泽东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中国化”，作为中西方文化的“交汇点”，毛泽东实践观既吸收了作为西方文化传统发展高峰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精华，又吸取…     

试论权利与公共物品的内在关联

权利与公共物品之间的内在关联,是当代政治哲学所关注的一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着很强的现实性。所谓公共物品,主要是指那些既不具有消费上的对抗性,也不具有使用上的排他性的事物:它能够同时供许多人享用,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享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在现实生话中,可以称作公共物品的事物很多,它们大致可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实物性的公共物品,如地铁、货币、土地、机器、工具、国防设备等等;第二类     

关于毛泽东实践观的双重历史地位

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双重文化性格”的毛泽东实践观是拥有双重历史地位的伟大实践思想:一方面,它使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这种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中的实践思想融入了中国传统知行观的精神智慧,并被赋予了新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它又使中国传统知行观在接受作为西方实践观发展高峰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思想精髓的过程中,实现了由传统实践观向现代实践观的历史转变。     

解析当今世界全球化：一种哲学思考

随着当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在社会时空压缩中重要影响力的显著显现，人们可以借助社会时空视阈对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本质形成新的理解。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进程中，全球化、当代信息技术、社会时空高度压缩以及“加速社会”是互相叠加在一起的，人们由此所面对的便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型的全球化时代。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时空巨变已使当今世界全球化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它表明目前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经济发展，势必会受制于时空高度压缩的当今世界全球化框架体系。当今世界全球化所搭建起来的社会时空框架体系的压缩程度越高，“加速社会”的发展规模与发展速度就会越迅猛。     

毛泽东的唯物史观：事实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仅是对市民社会加以分析的重要结果，同时也是建立在政治哲学基础上，打上了价值尺度的印记，体现了事实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毛泽东的唯物史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坚持与创造性运用。在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十分重视坚持事实尺度与价值尺度二者的辩证统一，既不将二者割裂开来，也不在使用上对二者有所偏废，从而保证了唯物史观在20世纪的中国土壤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简论认识主客体关系中的客体

客体是认识两极中的一极,是认识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对客体在认识主客体关系中作用问题研究的欠缺,势必影响人们对认识主体性问题的理解。深入探讨在认识主客体关系中客体的作用,对认识主体性问题的研究,乃至认识论的发展大有裨益。一.认识主体性研究中的缺憾在我国八十年代初期,认识主体性问题被推上了认识论舞台。人们开始不断思索主体在认识中的作用,希望通过这项研究打破原有的认识论构架,确立新的认识论构架。认识的主体性是显而易见的,客观存在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地把握认识的主体性,使之沿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轨道健康地向前发展。在认识的主体性问题上目前已拥有了大量     

关于马克思文本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一个正确把握马克思文本的思想内容的问题。正确理解马克思文本的思想内容,对于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大意义。在进行马克思文本研究时,需要认真清理几个前提性问题。     

试析西方早期政治思维模式的确立与特点

政治思维模式是政治哲学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对于西方古典政治哲学,我们除了应充分肯定其奠基性的巨大贡献之外,而且还应该十分清楚它究竟为西方政治哲学日后发展塑造了什么样的胚胎,种下了什么样的种子,确定了什么样的政治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