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目录学与古代目录学家的知识信仰

作为一种知识共同体,古典目录学的本质包含"部次条别"的文献编辑检索与组织功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梳理要求、"宣明大道"的价值诉求与文化导向等多层次内涵。此类内涵通过以儒家"经典"作品为主的教育方式与律法、政权的强制形式,促使目录学知识成为目录学家的行动原则与知识运用的总原则。此举往往会推动目录学家对古典目录学所反映的学术思想及其价值导向进行接受与遵守,最终带来依目录学的知识体系进行了解过去与想象未来的知识创新活动。     

《红楼梦》评点本的阅读史意义新探——基于版本形态意图指向的考察

作为《红楼梦》版本形态重要一类的评点本,不仅是评点者表达自身阅读见解和建构自身阐释逻辑的重要体现,而且是评点者在《红楼梦》原文基础上建构的一套全新的文本语义系统。不论是以评点“自适”“自乐”,抑或是建构评点语义系统时的“排他”性,皆带有评点者面向其他读者说教的推销意图,有效限定其他读者从评点本中进行阅读体验的认识视角。...     

目录学视阈下孙楷第对通俗小说的现代建构——以“四大奇书”为中心

孙楷第在查验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通俗小说各版本的基础上,将采用科学方法以图书的功能属性与学科划分为主要特征的“图书分类”引入“文学史”中,尝试建构目录学视阈下通俗小说符合历史特质或现代需求的价值性。通过1932年、1958年、1982年三版“通俗小说书目”的编纂,孙楷第以通俗小说各版本的文献关系来梳理相关小说的成书“演化”,有效揭示了通俗小说源流的动态史迹。这种建构通俗小说专科目录学的实践,是孙楷第以小说研究为媒介,寻求传统学术体系在现代社会情境的适用性与创新性。此举不仅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通俗小说书目提要的新观照视角,而且在古今贯通的评价原则中构建了通俗小说的目录学知识,亦形成以版本目录学为中心的体系化评价思路,详细展现了通俗小说知识的多层性,具有重要开创意义。     

移情式“题咏”与清代《红楼梦》的日常化品评

《红楼梦》在清代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为数众多的“题咏”作品。“题咏”者不仅基于自身视角重新熔铸《红楼梦》的文本情节及其意义,且通过移情式品评展开与《红楼梦》文本的交流对话。作为“题咏”者主体表达与写作欲望的集中体现,“题咏”作品展现出一种兼顾《红楼梦》文本所写、“题咏”者实际境遇及阅读时的心理感受等复杂状况的碎片化阅读乐趣或精神体验。此类碎片化阅读体验往往发生于当时具有一定知识基础的社会群体中,并在“阅读—书写”的固化抒情模式中深度表露了“题咏”者日常阅读的一般精神常态与闲适消遣状态。因此,考察当时人移情式“题咏”的阅读活动,有助于探讨《红楼梦》后世接受的推进方式,藉此分析《红楼梦》在当时知识群体日常生活中的典型价值。     

《枣窗闲笔》辨伪论

《枣窗闲笔》提到的与曹雪芹有关的信息是自相矛盾的。《枣窗闲笔》的作者与＂脂评本＂中的＂脂研斋＂在说话口气、表达习惯等如此相似;他们都推崇八十回本《红楼梦》,提出＂程高续书说＂。但从《枣窗闲笔》的诸多自相矛盾的话及目的意图看,此书是为迎合＂新红学派＂观点而造,不具备文献价值。     

古典目录学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建构

鲁迅据古典目录学建构《中国小说史略》,试图将古代小说纳入当时正统文化的范围内考察,致其探讨汉魏六朝小说时以《汉志》所载的小说观为主导,对唐及唐以降的小说的探讨则采用西方文艺理论视域下的小说观。鲁迅对《汉志》"街谈巷语"以"自生于民间"的解读,试图调和中西"小说"观之间的冲突,这种做法是其承继传统的知识体系与预先做出的理论设定相冲突的典型。而古典目录学与进化论的相互交织,是鲁迅在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与外来文化的艰难抉择中处于尴尬之态的反映,亦是其采取双重小说观的必然,致使体系建构多有相矛盾之处。     

阅读史视域下中国古典目录学主体建构理路关照

从阅读史视域切入,有助于对中国古典目录学的主体建构理路进行多维关照。中国古典目录学往往通过文献价值区分来建构文献秩序,以满足历代不同文治需求。这种对阅读“文本”的物质形态、内涵与文治意义的主动式建构,涵盖了阅读活动的所有隐含作者。同时,以政治权力为凭籍,中国古典目录学往往从宏观层面事先限定阅读“文本”的主体意义与阅读活动的主要过程,最终确立其建构书籍“文本”意义的学理依据与书写范式。     

中国小说起源于“神话与传说”辨正——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中心

在"犹他民族然"的先验认识及"现在一班研究文学史者"的普遍选择的双重作用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吸纳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等观点,以神话与传说作为古代小说的源头。但盐谷温的观点并不能有效描述神话与传说向"小说"演进的过程,为此鲁迅将古代小说起源分为"小说"的起源与"小说书"的起源试图予以理清。而囿于中西小说观的不同及文献资料的匮乏,其讨论时往往将古代小说的起源置换成来源,有观念先行、论证不足之嫌。"小说"与"小说书"思想的杂糅,导致《史略》建构以"小说书"为主体的小说史时对古体小说与白话通俗小说各自演进及互相影响等情形的论述,缺乏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宋元"说话"与"话本"小说的讨论即其显例。还原神话与传说如何成为《史略》探究小说起源的认识过程,对客观理解《史略》乃至中国小说史的编纂,推动小说史研究的深入,均不无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