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聚经济与中国制造业新企业区位选择

本文基于条件逻辑模型探讨集聚经济对中国制造业新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新企业更倾向于集聚在已有同类产业的企业周围,不同类产业的集聚往往容易挤出新建企业,这种趋势对劳动密集型产业更明显;对资源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言,不同类产业集聚对挤出新建企业的影响较小。新企业还倾向于与相同或相近所有制的企业集聚在一起,国有或集体新企业在布局上没有与外资企业集聚的倾向,而外资新企业往往倾向于和所有类型产业的新企业集聚在一起,以便降低信息成本,获取集聚效益。     

全球价值链下的中国产业升级思考

全球价值链理论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提供了理论支撑。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有希望通过主动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实现产业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的目的,但是发达国家的主导企业并不会主动为发展中国家的功能升级提供条件,反而会采取种种措施进行溢出截断。中国为了成功实现价值链的攀升,需要更加重视企业内生能力的培养,创造保护内资企业的制度环境,引导企业重视本地市场,并积极创造条件提升跨国企业的根植性。     

经济转型背景下城市化与中国城市土地空间扩张

文章以1998和2004年中国地级市建成区面积数据对Muth—Mill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人口城市化、交通改善是中国城市空间规模扩张的主要原因；工业化对城市空间规模的影响不显著；由于国家对土地控制较强，城市的相对效用不能影响城市空间的变化。中国城市空间扩张的主要问题在于地方政府盲目圈地、土地市场价格双轨制对市场的扭曲以及流动人口聚集城中村形成的社会问题。     

港珠澳大桥建成后对珠江三角洲外向型经济的影响

由于与香港陆路联系不畅,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西岸城市经济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东岸城市,而港珠澳大桥建成后将消除西岸城市与香港的陆路联系障碍,促进珠三角西部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假定2015年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在此基础上运用引力模型预测其对西岸城市的进出口贸易及外资的带动作用.统计结果表明,港珠澳大桥建成后,珠三角城市受益最显著的城市依次是珠海、中山、江门、佛山.由于与东岸城市发展差距较大,珠三角西岸城市要想赶上东岸城市将经历较长时间.     

网络智能时代的刑事立法观：理念回应与路径优化

网络智能时代的到来更新了社会样貌，并带来诸多风险，其中一些已影响到刑事立法观的抉择。在刑事立法观内部，出现了三种学说争议。其中，消极主义刑法观被视为是不宜采取的保守路线，积极主义刑法观因为过于激进也被摒弃，此时就凸显出缓和的积极主义刑法观的优越性。实际上，智能时代出现的社会样貌还从根本上冲击着法益保护原则，尤其是法益内涵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在法益保护原则的检讨下，缓和的积极主义刑法观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基于此，以缓和的积极主义刑法观为指导，形成了以内化为主的刑法解释路径和以扩充为辅的刑事立法路径。     

论敏感信息二元同意规则的刑法构造

刑法中针对敏感信息建构同意规则的突破口在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2条的规定。敏感信息二元同意规则的刑法构造具备理论根据和现实基础。二元同意规则以对信息法益属性的准确厘定为前提，在信息分类的基础上通过结合一般恐惧理论对敏感信息敏感等级进行划分，最终得出针对敏感程度极高的敏感信息同意无效的结论。刑法对于高度敏感信息同意无效的情形还涉及到后续保障问题的探讨，这又可以细分为司法及立法上的双重启示。司法上的启示主要以对《刑法》第253条之一“情节严重”的解释为切入点，即对侵犯高度敏感信息行为“情节严重”的入罪判断不应当再局限于“量”的标准。立法上的启示主要以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为切入点，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参照进一步细化刑法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方式，最终拟提出增设“滥用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