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是股票市场的“避险天堂”吗？——基于动态条件相关混频数据抽样模型

本文提出一种新的衡量黄金避险功能的指标。基于动态条件相关混频数据抽样模型,就1991—2019年黄金对股票市场的避险作用进行再检验,结果显示,国际黄金总体上未表现出对美国股票市场的避险作用,相对比的,中国黄金对于国内股票市场表现出有效的避险功能。进而分析国际黄金避险功能不足的原因,改进动态条件相关混频数据抽样模型,由固定参数拓展为有限可变参数,研究发现,指数投资导致的黄金期货市场投机程度相对下降是黄金避险功能不足的根本原因。指数投资使黄金货币属性弱化,金融属性主导价格走势,此时较高的货币流动性紧缩会促使黄金与其他金融资产被一同变现卖出,从而导致黄金不能在危机时期表现出避险作用。     

国有产权、预算软约束和中国上市公司杠杆治理

《:杠杆治理、预算软约束和中国上市公司绩效》一文指出,债务融资非但没有提升我国的公司治理水平,反而扩大了经理的代理成本(田利辉,2004)。本文进一步探讨债务融资和经理代理成本协同关系的产生原因。通过实证分组分析我国上市公司,本文发现,随着银行贷款规模的增大,在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中,经理层的公款消费和自由现金流增大,企业效率和公司价值下降;在民营资本主导的上市公司中,上述关系并不显著。本文论证,借款企业和贷款银行共同的国家所有产权是银行贷款和企业经理腐败协同关系存在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杠杆治理扭曲的制度原因是预算软约束。     

创业投资对中国未上市中小企业管理提升和企业成长的影响

结合未上市中小企业的211份调查问卷数据以及部分手工收集的数据,研究了创业投资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创业投资对未上市中小企业成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创业投资的联合投资对企业成长有显著负向作用。中国创业投资通过提升未上市中小企业的管理能力,提高企业整合供应链能力,最终促进企业成长。在这一路径中,创业投资持股比例、外资创业投资的管理提升中介效应显著。创业投资与企业冲突不明显,关系较为融洽。     

新股发行:渐进式市场化改革是否可行

证券市场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转轨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扭曲,譬如新股发行抑价20年来平均高达181.6％.通过供求理论分析和实证计量检验,本文发现,我国政府主导的发行制度渐进式改革能够显著减少新股发行超额抑价程度.而这一有所成效的改革核心在于放松对于新股供给和定价的管制,亦即市场化.制度变迁能够推动金融发展.     

市场竞争如何影响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兼论“限薪令”的调节效应

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亟须提升我国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创新不仅需要资本的支持,而且需要公司治理的保障。基于3543家A股上市企业2003—2019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在资本市场治理下,市场竞争能否促进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限薪令”又如何影响竞争与国有上市企业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市场竞争的加剧显著改善了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并且“限薪令”的实施强化了市场竞争对国有上市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市场竞争通过削减国有股东带来的政策性负担进而促进了国有上市企业创新产出。但是,市场竞争只有对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国有上市企业才能形成创新效应。可见,产权并非企业创新的直接决定因素,治理质量较高的国有上市企业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推动创新发展;同时,“限薪令”存在正外部性,能够与市场竞争在国有企业创新治理方面实现协同效应。     

承销商与发行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测算——基于双边随机前沿模型

本文基于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对2005-2018年我国新股发行市场上承销商和发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行了实证测算。研究结果表明：承销商和发行人所掌握的信息因素对承销费用率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在承销费用率的议定过程中，承销商具有绝对的信息优势，并使费用率平均增加0.85%；承销商信息优势随新股定价制度改革而增强，这是近些年新股发行费用率不断上升的原因之一；高声誉和无政府关系背景的承销商在信息掌握上具有更多优势。降低企业发行成本需改善承销市场的信息分布，逐步减少对新股定价的过多限制。     

海外上市、制度跃迁和银行绩效——“中银香港”案例分析

在考察中国银行业整体状况和总结海外上市理论的基础上,本案例分析了“中银香港”重组、发行上市和上市后的制度演变和绩效表现。本文认为,海外上市能够引致“中银香港”公司治理和管理机制的改革,破除路径锁定、提高企业绩效。“中银香港”管理层出现的历史丑闻无法否定“中银香港”在公司治理上的大幅进步。通过海外监管环境的强制和海外市场竞争的诱致,国家绝对控股的“中银香港”成功地实现了内部制度根本变迁,摆脱了传统国有银行的弊病,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