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南宋定都临安

绍兴八年（1138年）前，南宋政权在选择都城时，朝中大臣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临安和建康两个地方。在地理位置上，它们都易于控制富庶的江南。经济及交通等因素不是决定两者谁作为都城的首要条件。建康的优势在进取，临安的优势在防守。南宋政权定都临安，除了实力不济与气候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其深刻的文化审美情趣和审美趋向。     

“春秋谕祭”与民间“醮仪”——明清佛山北帝祭祀仪式探析

"春秋谕祭"是明代朝廷给予因显灵而"御大灾、捍大患"佛山北帝神的褒奖,是祭祀北帝的国家祀典。自明代景泰年间到清代,每年分春秋两次举行,仪式隆重,规模壮观,是佛山上层士绅的特权,而民间酬神谢恩的"醮仪"给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参与祭祀的平台和机会,让他们与神有了近距离的接触,给了他们心灵上的慰藉。官祀与私祀,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有利于增强佛山民众的归属感和佛山地方社会的整合。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比较

在比较研究域外二十多个国家救助制度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从犯罪行为、犯罪的主观方面、行为人的起诉判罪与否、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关系、加害人的表现等诸多影响救助制度实施的因素入手,分析并论证我国刑事被害救助制度的对象与范围等。     

佛山北帝显圣传说及其文本形象

北帝是＂北方真武玄天上帝＂的简称,而佛山民众则亲切地称之为＂北帝公、大父母＂。供奉着北帝神祗的佛山祖庙大约始建于北宋元丰年间,自宋代伊始,特别是在元明清时期,有关北帝显圣的传说,或者是与之有关的灵异传说,在历代地方叙事文本中多有记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显圣传说的深入人心,北帝形象也随之发生变迁。北帝形象嬗变的过程,是与佛山士绅、民众的造神运动如影随形的。它一方面反映出不同时期佛山民众的信仰和心理需求,另一方面反映的是佛山地方社会发展的自我调适。     

略论宋代的宗族自治

宋代的宗族自治组织是民间自发组成的以男系血统为中心的基层组织 ,它一方面强化了对家庭及其成员的控制 ,另一方面对宗族内的婚丧嫁娶、老弱病残等有所照顾。它一经成立 ,便发挥着强大的社会功能 ,对当代中国的村民自治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从私祀到官祀:明代佛山北帝信仰的地方性与正统化考察

自古以来,佛山民间信奉的鬼神多,而供奉鬼神的庙宇就更多,众多的庙宇自然就存在着大量的民间私祀乃至淫祀。民间私祀的存在使得基层社会与国家之间在信仰领域里的正面冲突相对较少,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广阔的缓冲地带;而当民间私祀对传统社会的基层统治秩序产生威胁或有可能颠覆正统理念时,代表国家的基层组织就会加以干预、纠正,甚至奏请禁毁。在明代"禁淫祀、毁淫祠"的政治大环境下,佛山地方官绅为了保住祠、庙合一而又供奉着北帝的祖庙,进行了一系列的借助传说并将之附会于北帝神的造神运动,最后成功地使北帝信仰由佛山地方性的淫祀、私祀上升为正统化的国家官祀。     

顺德“龙舟竞渡”礼仪探析

北人赛马,南人竞渡,这既是南北生活方式的不同表现,也是两种不同文化的显著标志。龙舟,广府人称之为"龙船",而将"龙舟竞渡"称为"扒龙船"或"扒龙舟",在粤语中,"扒""划"同音,"扒龙船"的"扒"就是"划"的意思。"扒龙舟"不仅是顺德端午节的主要内容,而且也是水乡最隆重的民俗活动,它传承了从明代景泰年间便已形成的几百年的龙舟串门、联络乡情的龙船节习俗。龙舟在珠三角地区被尊为神圣的龙的化身,以族群为单位的顺德"扒龙舟"习俗还形成了一套传统而神秘的礼仪与完整的程式,有利于水乡族群传统文化的重构,而且龙舟文化也成为佛山特别是顺德对外宣传的文化品牌和城市名片。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文化与城市商业文化进行着艰难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