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变”:审视先唐文体递延脉络的重要视角

<正>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先唐文学研究,应当遵循何种文学理念,面对研究对象,是以现今之文学观念予以观照,或是深入当时之"现场"以当时之价值理念、审美标准给以审视,又或是就以上二者而折中之。这样三种处理方式,如何确定,看似简单,其实并非易事。陈寅恪"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1](P279)之论述,可谓深透。刘永济先生作《文心雕龙校释》,就刘勰所论,每每细读所涉作品,而后深思、     

应加强关于中国文学评点的研究——以明代《楚辞》评点的研究现状为例谈起

文学评点是最具民族特色的一种文学批评样式,目前学术界对它的关注仍多有缺欠.以明代<楚辞>评点的研究为例来看,相关书目著作的介绍中涉及较少,这些书目著作的主要价值停留在了为我们提供相关核查线索和参考信息方面;而<楚辞>评点在当代<楚辞>学科建设中的缺位,则直接导致了它游离于学者视域之外的结果.<楚辞>评点研究的这种滞后局面,亟待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     

《文心雕龙辨骚》“折衷”解义——以刘勰的“辨《骚》”为例

“折衷”作为《文心雕龙》的主要论文方法,其运用模式较典型地体现于《辨骚》篇。就“辨《骚》”而言,刘勰在对汉代诸家关于经、《骚》关系所持论点进行梳理,以及对于“骚经”（概指《楚辞》）本身进行“擘肌分理”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势”和“理”,即《辨骚》中《楚辞》“四同”、“四异”于经书的结论。关于这一点,在《楚辞》文本中是有迹可寻的。     

刘勰何以称司马相如为“辞宗”？

班固在《汉书.序传》中最先用“辞宗”来称呼司马相如,但其对相如及其赋作的评价,却是主要基于以“讽谕”论赋的传统观念。刘勰亦称司马相如为“辞宗”,此称谓盖沿自班固,但其立足点与孟坚已有了很大的区别:他从赋体的文学特征出发,来审视司马相如的作品,故而是从文学意义上对相如作出“辞宗”的评价。     

陈深及其《楚辞》评点的价值

在明代早期《楚辞》评点家中,陈深是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位。他在文章创作上主张"辞丽"、"道明"相统一。其《楚辞》评点在万历时期影响甚巨,但至天启以后逐渐消弱。其《楚辞》评点对《楚辞集注》、《楚辞章句》有所择取,同时对《楚辞》文句及篇章意旨,《楚辞》艺术特色、文学成就以及相关有争议问题,都有评述。其评点对于《楚辞》评点"文学性"的建立,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早期《楚辞》评点校刊者冯绍祖考论

冯绍祖校刊《楚辞章句》是较早问世且影响深远的一种评点本,对于该本校刊者冯绍祖,目前学界了解较少。经过考证发现,冯绍祖为冯觐之孙,与黄汝亨交善,且有书信及宴饮唱和之往来。其评论《楚辞》,注重屈子之"怨"情,推重屈赋,许之为"情文",同时在《楚辞》版本择取上,以古为尚,"断以王氏本为正"。     

明代《楚辞》评点叙论五种

陈仁锡选评《古文奇赏.屈子》、闵齐伋校刊《楚辞》、蒋之翘评校《楚辞集注》、沈云翔辑评《楚辞集注评林》等,是明代中后期刊行的重要的《楚辞》评点本。通过对它们的考察发现:诸本评点形式具有多样化特点;明代名家评点被逐渐增入,与之相适应,之前《楚辞》评点中"注"的成分被逐渐消解,文学品评的色彩逐渐增强;各本与之前诸评点本间,呈现出因袭与变异两种趋势,而后者则有助于《楚辞》文学评点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