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现代还是晚期帝国的考据学?——18世纪中国经学的危机

18世纪的经学研究者们所使用的话语进一步强化了一种转变,即从宋明时期的理性主义转变为一种更具怀疑精神和世俗化的经验主义经学。通过对知识的来源作细致研究,清代经学家主张人们应该更精密地考索经书文本,来重估如何正确、合理地构筑经书中的古代理想。这意味着当时知识精英的论辩重心,已由抽象概念和理性主义论题开始让位于具体事实、信而有征的制度、古代的自然研究以及历史事件。大体而言,在清代经学家看来,宋明道学对于实证研究构成了阻碍,因为道学并不鼓励进一步的实证性研究。他们所提倡的对于知识的实证性研究在分析经学传统时将证据和事实置于核心的地位。学者和批评家也将历史学分析应用于清代官方所尊奉的经典之中。其结果导致官方尊奉的经学注释失去其光辉,文献批判和考证转而被当作捍卫古代经典的手段。作为帝制晚期中国的一场儒学运动,清代经学家们依旧试图重建儒家经典中所描绘的愿景。然而,其考据学的早期现代特征所具有的力量,最终还是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演变为去经典化和去权威化的趋向,尽管这已经与他们在自己的著述中所设定的知识范围相去甚远。     

“公共领域”对阵“哲学诠释学”——全球史视野下中国区域史的曲解

一些学者在研究通常被称之为"儒学"的中国传统经学时,将"现代化叙事"应用于前现代中国,用当下的标准来衡量儒家。如当下发生变化,标准亦随之改变。在稍早以前的"当下",以工业革命时代欧洲标准衡量下的中国显得贫穷、落后,人们将这种落后局面不公正地归咎于儒学。今日中国之"当下"已然不同于昨日,儒学亦不再被当作通往现代之路的障碍,转而被视为其促因。可见这种价值判断的变化取决于用何种"当下"来衡量哪段"过去"。在20世纪50年代,学者们孜孜以求社会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原因,而今21世纪,则大多书写其消亡。我们在对最近东欧选举的观察中已然发现,之前为社会主义盖棺定论是操之过急了,这同本世纪早先在亚洲宣布儒学已死的情形如出一辙。可以说,1900年前后的"世界史",通常书就于这种"现代主义"叙事。     

从前现代的格致学到现代的科学

从1550年开始，中国人和欧洲人就自然研究的意义问题相互交流，这种交流包含着某种竞争的性质。中国和印度的殖民地环境不同，在印度1700年以后英帝国的权力能够支配本地人与西方人之间有关社会、文化和政治术语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而在中华帝国晚期直到1900年，     

学海堂与今文经学在广州的兴起

本文主旨在探究学海堂与经今文学的关系,作者首先分析阮元创设学海堂的过程及其组织特色;其次,作者指出学海堂兼容汉学与宋学、古文与今文的学风,而此多元的教育机构的出现也使广东成为清代经学的最前线。     

中华帝国后期的科举制度

科举考试是中国帝制时代,朝廷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与士人生活之间互动最为频繁的交汇点之一。作为一种才学能力的测试,科举考试有利于王朝统治与士人文化的紧密结合,为官僚制度服务。科举考试反映了更为广泛的士人文化,因为这种文化已经通过基于经学的官僚选拔渗透到国家体制之中。然而,在中华帝国后期(明清两代),科举制度经历了曲折的兴衰演变,其功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从政治、社会、教育以及文风等方面表现了出来。     

1860-1895年间中国的海战及其所反映的自强运动在科技方面的失败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西方以及日本的学者曾就中国在1865到1895年之间建立的官办学校和地方兵工厂的成败进行过辩论，那些学校和兵工厂是为改革清朝(1644-1911年)而建立的。     

社会运动和社会理论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当代西方社会中象和平运动、妇女运动和各种生态运动那样的“新的”社会运动呢?是否要将它们与“旧的”社会运动如工人阶级运动相比较或相对立来加以确定?本文将阐述规范性的社会理论,如经典历史唯物主义、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和哈贝马斯的新历史唯物主义与其对当代社会运动的评价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