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建设与国家治理:从行政诉讼改革的视角

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已经成为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途径。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不仅要着眼于提高行政能力和扩大社会参与,而且应当充分发挥法治的治理功能。法治能够为行政治理与公众参与提供制度保障,其也是国家治理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平台,法治的功能有力地表明了习近平指出的“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论断的正确性。以实现善治为基本目标,本文倡导将法治建设作为国家治理的一个基本模式,提升司法系统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了从理论上论证依法治国对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本文通过文献梳理,概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所取得的成就,以2014年以来的行政诉讼改革为研究对象,展示法治在国家治理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     

社会整合:21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使命

随着改革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 ,社会整合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在2 1世纪的一项政治使命。这一整合面临三方面的挑战 ,具有多方面的政治意义 ,其成效事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社会整合机制的结构要素 ,这是应对 2 1世纪挑战的政治资源     

完善人大制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当以改革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突破口,重点释放人大已有的政治功能,使之充分发挥代议与监督的职能。行政体制改革和基层民主是必要的,但是不能作为政治改革的替代方案,在政治改革没有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这些改革局限是十分明显的。党内民主从策略和性质上讲都不能成为当前政治改革的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既是一种明智的战略选择,同时又能够实现以人民民主促进党内民主的目标。人大改革一方面要强化人大监督职能,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如何监督人大,这是人大改革的一个有效途径。     

文明的冲突?(二)

相对其他文明来讲,西方此刻正处在无限的权力顶峰,它的超级对手已从地图上消失。西方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是难以想象的,西方军事力量无可匹敌;在经济上它除了日本之外不面临任何挑战;它主宰着国际政治和安全机构组织,和日本一起控制了国际经济机构。全球政治、安全问题在美、英、法控制下得以有效解决,世界经济问题则在美、德、日、主导下加以克服。所有     

文明的冲突?(一)

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发表后,引起各国理论界的关注。我国一些报刊曾以不同篇幅先后介绍过该文。现本刊较为详尽地发表该文的译文,并将刊载对该文的评述,以飨读者。     

组织结构的制度化重建:开放社会的政治整合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结构多元化 ,社会内部爆发出自我分裂的力量 ,这种力量导致了国家与社会的逐渐分离的趋势 ,其中 ,社会组织的兴起就是国家与社会分离的一个重要标志。社会组织既可以成为政治发展的积极推动力量 ,但同时也可能成为消极的障碍因素 ,因此 ,如何建立政治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合理关系模式 ,就成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的政治问题。本文从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提出以国家法团主义为模式 ,建构组织之间的制度化结构 ,来维持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的政治整合水平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变革的社会生态分析

生态环境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社会生态环境也概莫能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生态变量流转变迁,这幅生动的变迁图景极大地影响着中国政党制度的现状和未来,给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和挑战。本文试图循着环境—政治的思维路径着重从三个生态视角分析生生不息的社会生态环境给中国政党制度提出的新课题。一、经济制度的转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的变革是根本的社会变革。肇始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经济改革,从制度上改变了过去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代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制度。这种经济…     

从环保运动看政策变迁:比较案例分析

通过从政治机会、领袖与组织和第三方的角度比较分析中国两个环保运动案例,我们发现,优势越明显的社会运动,它对政策的影响能力越弱；相反,在中国的政治背景下,激进的抗议手法有时比和平的抗议方式更有效.这个反向结论的原因在于,激进的抗议手法激活了政府内部的控制机制——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因此,在中国,封闭的政府决策模式会排斥和平的政策诉求,从而容易在客观上对激进的集体行动产生促动作用.对这一现象需要认真予以反思并引起足够的重视.     

中国乡村保护主义政治及其后果

本文探讨中国乡村社会在从计划向市场转型过程普遍存在着的一个政治社会现象———保护主义。保护主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演变出一些新特点,最集中的一点是私利化,权力转化为资本。这种现象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现象,更重要的是,它还具有负面的政治影响,一方面它以非正式的制度形式替代国家在乡村安排的正式制度,另一方面,作为制度替代的结果,国家权威被边缘化了。这种政治结果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是极其消极的。     

中国共产党与权力总量

权力总量与权力结构、制度化水平和政治体系的开放程度有关。只有权力结构处于均衡状态、政治体系内部各权力主体之间制度化程度较高以及政治体系保持开放的状态 ,权力才会保持最大量。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都成功地创造了权力运行的良好政治环境 ,这与她合理地处理好影响权力总量的几个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密不可分 ;同时 ,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自觉地进行政治变革 ,使得权力总量始终保持着增量发展的态势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