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与台湾问题的关系

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作为实现祖国统一的既定方针 ,已成功解决香港、澳门问题 ,也必将促成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一国两制”关于台湾问题的基本内容提出后 ,“蒋、李时期”台湾当局对之作出了不同反应 ,李登辉最近提出的“两国论”实质是“台独论” ,使两岸关系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考     

论行政人格转型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在人类历史上,行政人格有过两次重大转型。行政人格转型在行政系统要素变化中体现出先在性,是公共性逐渐实现的过程,也是行政人格逐渐健全的过程。在转型过程中,行政权力性质的改变、行政文化的发展、治理模式的变化,都是影响行政人格转型的关键因素。     

“协统者时代”美国高校教师的专业发展培训——以哈佛大学戴瑞克·伯克教学中心为例

美国高校教师专业发展培训已经步入"协统者时代"。在这个新时代,培训机构的人员不仅要拥有科技运用能力和协调统筹能力,还应努力帮助高校教师重新认识自身的职业发展要求,积极关注学生群体和个体差异性,从容应对教学与研究发展的新趋势。哈佛大学戴瑞克·伯克教学中心正是"协统者时代"美国高校教师培训机构的典型代表。该中心采取集中化的培训模式,一方面帮助高校教师理解"超职业"要求,提升教学知识和技能;另一方面引导教师积极关注学生的新变化,适应学生群体的多样性;最后还支持教师主动应对教学、学习乃至科学研究的新态势。其实践经验对我国高校正在探索的教师培训工作具有诸多启发意义。     

美国公立大学教师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金融危机背景下对美国一所研究型公立大学的调查

对21世纪初经济萧条时期美国公立大学教师的工作满意度进行调查,用定性定量混合型研究方法,采用Job In General(JIG)工作满意度调查问卷和开放型问题,调查了美国的一所研究型公立大学的218名教师,分析了他们的工作满意度水平和影响因素。分析发现:他们的工作满意度在这一时期普遍不高;尽管影响不同职称类型教师的工作满意度的因素有所不同,但低工资、高压力和低支持度是共同因素。此外,学校管理目标不清、管理不善、对教师要求的无偿服务多、过度看重科研基金、录取学生质量不高等也是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提高工资是提高教师工作满意度的重要经济因素,但很多非经济因素同样可以有效地提高教师满意度,包括降低压力、提供更好的支持、给予应有的尊重、听取心声等。     

大学教师职业素质的整体性定位和发展

师德、教育教学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优良的大学教师,其职业素质结构犹如一个完美的立方体:体系化的知识结构是“长”、职业道德和职业理想是“宽”、创新能力则是“高”.大学教师的整体素质结构中,任何一维的缺失导致大学教师的职业角色和职业形象不完善.在职业发展过程中,大学教师要通过不同的方式分析、定位和发展其整体性素质.     

基于主权发展图示的行政行为行动逻辑

从行政学视角来分析,本质上,主权起源于社会治理。从学理上看,共同体设置主权者主要是为了提供和维护公共产品。主权和主权者是两个历时性的概念。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发展到后工业化,主权的属性将从私人属性逐渐回归其本质的公共属性,主权者也从私有属性的主体转化为公共属性的主体。行政行为的行动逻辑是行政责任结构形成、责任链条传递和责任实现的逻辑。在社会治理体系的发展过程中,行政行为的责任结构从农业社会以秩序为主导发展到工业社会以效率为主导,并在后工业社会的合作共同体中形成以公平为主导的责任结构。     

行政心态:理论基础及概念考察

行政心态研究把行政文化-心理结构、行政体系中人的要素和行政行为联系起来,以行政人员为中心来研究行政协调问题,是研究行政协调的新视角,是对行政生态学研究方式的突破.培养合作型行政心态对推进行政改革和建设服务型政府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行政心态研究可以借鉴历史学、政治哲学、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行政心态是行政环境和行政体系中的各种要素与行政人员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行为心理结构,是反应在行政行为模式中有个体差异性的集体心态.行政心态与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相联系,不同的治理模式对应着不同的行政心态.     

多元价值、大数据与决策不确定性的应对策略

如何应对决策不确定性一直是组织决策过程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在深入反思了信息相对缺乏时期决策经验论者和决策环境论者对决策不确定性的理解后,进一步分析了信息社会来临后决策信息论者和决策公平论者对决策不确定性认识的不足,同时探究了多元价值和大数据对决策不确定性的实质性影响。此外,还提出了三种应对决策不确定性的新策略:大数据分析策略、公平与信任策略和合作对话策略。     

公共理性发展：从一元、多元到合作理性

从18世纪到20世纪,康德、韦伯和罗尔斯等人的公共理性思想具有一元性特征,但它们具有不同的思维基础和不同的发展主旨。康德的“普遍的人类理性”立足于认识论层面,留有中世纪理性的道德痕迹;韦伯的“工具理性”则完全融入了组织,从属于法的形式并舍弃了价值属性;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尽管局限于政治领域,但试图融合法的形式性和道德的引导性。总体而言,工业社会的公共理性主要是一元公共理性。后工业化过程中,博曼等人假设公共领域及其价值的多元化,提出了多元公共理性。这是公共理性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化,但两者都无法摆脱其本质的竞争特性,不利于合作治理的实现。因此,公共理性的发展将走向合作理性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