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诗”学通论

所谓的朱熹的"诗"学通论,是基于其《诗》学、诗论和诗作整合为一的考察。朱熹于《诗》学上降次而不废黜《诗》,其路径是:在以《诗》为诗认知前提下,先废黜汉唐政教美刺的《诗经》学体系,再建立新的理学化《诗》学体系。在诗论诗作上,作为理学家也以"作文害道"的理念贬抑诗,但却贬而不废,有"诗人之言"的诗论和千三百首的诗作。在诗歌美学上是一个"平易"的主张:以里巷歌谣、朝廷宗庙乐歌解《诗》;诗论中反复申说"平易";诗作也贯彻着"平易"主张。降而不黜《诗》、贬而不废诗歌以及"平易"诗美主张,和朱熹对诗歌本质即真情实感的即时抒发而非搜索枯肠的苦"做",以及理学家、诗论家及诗人的集多重身份于一体有因果关系。朱熹的"诗"学思想是为人生的一派,于诗歌为艺术的特质上存在不足性。     

朱熹《诗经》解释学“淫诗”说新论

"淫诗"说作为朱熹《诗经》解释学的新成就是发展着的思想观点,因为他就"淫诗"作者的定位上存在着前后的不一致;又是自相矛盾的观点,因为"淫诗"所包含的诗篇只涉及变《风》而未及于"二南"正风和《雅》诗中符合"淫诗"标准的篇章。若仅以《诗集传》时的"淫诗"观为标准,《卫风》中有"淫诗"十篇,整个变《风》中有"淫诗"四十篇,《召南》中的《野有死麕》,《小雅》中的《菁菁者莪》和《隰桑》也理当是"淫诗"。     

论《韵语阳秋》文艺美学"意"本体论

《韵语阳秋》文艺美学“意”本体定位有两个立足点:一,文艺作品内蕴之“意”相对于诸形式因素的本体性;二,审美主体(“意”)相对于审美客体(“境”)的本体性。它重视“意”之“情”层面并进而认为,“意”之终极指向是超越“情”而达于“道”。它关于“意”与“境”及两者关系的论述,在我国“意境”理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朱熹仕隐心态探微

朱熹生七十一年,五十年间历事四朝,有着坎坷曲折的入仕经历.又因其思想构成复杂,儒、佛、老皆有所影响,且受其"公体正用,体用如一"公正思想的影响,朱熹仕隐心态也较时人有所不同:在"达"与"穷"之变中追求"公"与"正"的实现,既有兼济天下的抱负,又有独善其身的修养;在"仕"与"隐"的矛盾中坚持"公心""正理"的原则,而儒者情怀与佛老思想的出入亦深深影响其仕隐观念;在"进"与"退"的经历中,逐渐构建起其进尽人臣之责、退求一心之安的仕隐心态.     

论《韵语阳秋》里的陶渊明

葛立方的《韵语阳秋》认为，陶诗平淡自然的美学境界，生活上达观、和光同尘的道德境界，源于他于道为一的“睹道”精神境界。葛立方推尊陶渊明的动机，即在于纠正江西后学诗歌创作上形式主义的雕琢之风。     

朱熹《诗》之“晋风”理解上的新成就

在朱熹对《诗·魏风》和《诗·唐风》的解读上，包含若干异乎前说的新成就。一，他有着《魏风》、《唐风》实为“晋风”的思想，以及“晋风”风格取决于晋之地理环境的文学风格理论。二，他在“晋风”阐释史上最早提出了《蟋蟀》和《山有枢》为唱和之诗的观点，这是《诗经》学史上的新创见。三，他否定了毛《序》为代表的汉唐旧说关于“晋风”主旨上的“刺”诗说，将某些篇章读为表现衰乱之世士子心态的诗篇。当然，所有这些新成就，和朱熹在整个《诗经》学思想上的新突破又是息息相关的。     

论敦煌本《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的文学成就

敦煌本《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尽管是一部佛经,却表现出突出的文学成就:首先,它有着故事情节上曲折、离奇、矛盾冲突激烈的文本呈现;其次,它运用了诸多方法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复次,它较大文学成就还表现在魔幻、再现创作方法的圆融运用上。因此,它已经是超越了一般意义的佛经而成为一有着传奇色彩的叙事文学作品了。而它的文学成就又有着佛教文学、敦煌文学和我国叙事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     

文学莫逆·政治同道·德性分途——基于文学交往的王阳明和李梦阳关系递嬗考论

王阳明和李梦阳是明代弘(治)正(德)嘉(靖)年间的两个文化巨子。二人的交往,终其一生不断,但是,关于二人关系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考察二人的交往过程,大体经历了从文学莫逆到政治同道再到德性分途的演变递嬗。首先,作为文人才士,二人因唱酬而成文学莫逆,在李梦阳领导的文学复古运动中,王阳明是文学集团中的重要成员。之后,二人由文学莫逆而成政治同道：先是同官京师,后因弹劾刘瑾同获罪遭遇贬谪;继而先后迁任江西,接续风教。李梦阳终其一生保持文人才士德性,而王阳明则有着从文人才士德性向儒家圣贤德性的转变过程,或者说是兼有文人才士德性和儒家圣贤德性。德性的分殊导致二人在对待朱宸濠谋反上,出现截然不同的结局。王阳明和李梦阳关系的递嬗,既反映了二人文学交往的实际情状,也折射了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与政治文化生态,同时还具有德性修养上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