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台湾“民族自决”论评述——以《新东方》《新亚细亚》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加紧侵华,中日矛盾上升,民族危机进一步激发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国人对台湾的关注逐步升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创建于30年代初的《新东方》《新亚细亚》两份刊物。它们在“东方革命”与“新亚细亚主义”的口号下,刊发了不少有关台湾问题的文章,其内容包括回溯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联系、揭露日人对台湾人民的殖民统治、评析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思考大陆人民应如何回应台湾的民族解放运动等,集中体现了当时国人对台湾的认知水平与基本观点。这一时期国内知识界依据“民族自决”的理论,将台湾视为反帝反殖民斗争的同道,公开提出团结“台湾民族”抵抗日本殖民统治。“民族自决”的反帝反殖民理论在抗战期间得到进一步完善发展,其对“台湾民族革命”“两步走”的解释,揭示了所谓“台湾独立”只是相对日本殖民者而言,其最终目的仍是回归祖国。而“台湾民族”的提法同样源自“民族自决”理论,有其特定的时代与政治意义。“民族自决”论深化了国人对台湾的关切,连接了两岸的抗日革命运动,更为之后的光复台湾埋下伏笔。     

清前期平民领照渡台的范围探析——兼议限制渡台政策的转变及其原因

清前期的领照渡台制度,初期仅以防止"奸民"渡台为目的,家眷渡台可能还未被严厉禁止.康熙五十年前后,由于担心渡台人口增长过快,提出限制"无产业无家室"的单身民人渡台,清廷对于领照开始有更明确要求.雍正二年前后开始严格禁止偷渡,领照内容更加细化.此后直到乾隆五十三年几乎禁止新的民人渡台.清廷严禁民人渡台的原因,一是担心台湾人口超过其所能承受的限度;二是怀疑冒险渡台的闽粤穷苦民人品行非良,人数过多将致"无穷之害".朱一贵起义更加重这一判断.林爽文起义被镇压后,福康安等人的实地调查让清廷比较客观地认识台湾与民人渡台问题,重新允许单身无业民人渡台,并允许搬眷.至此,领照渡台制度的内容基本稳定下来,直到牡丹社事件后被放弃.     

阳光中的阴影与幽暗中的太阳:希腊悲剧与圣经旧约的比较研究

希腊神话与圣经被誉为西方文化的两大起源,二者在西方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二者虽然同属希伯来文化源头,却在性质上有着本质区别,面对悲剧命运,他们更多地以理性情怀来对待。在此从孕育文学土壤、神、人三个方面比较二者的差别,分析希腊文化中悲剧因素的非理性实质和希腊人应对悲剧的理性情怀,以及希伯来宗教理性文学所蕴涵的非理性激情。     

学风转变与地方志的编撰——道光《福建通志》体例纠纷新探

围绕道光《福建通志》展开的纠纷是福建学术史上一件重要的公案,在清代修志史上也较为典型.以往对此事的研究都仅局限于对当事人私人恩怨的分析与揣测,实际上,若从当事人的学术背景与主张出发,联系嘉道阃福建学风转变的特定背景,对纠纷双方的言论行为进行深入、客观、冷静的分析,我们会得到不同的认识.嘉道年间的福建学术界,正处于学风转型期,作为主导人物之一的陈寿祺,将其学术观点贯彻到他所总纂的道光《福建通志》当中.但是,他的编撰思想并未被坚持传统闽学地位的学者所认同,加上陈寿祺与为首反对《道光志》的梁章钜等人间多少有些私人恩怨.最终导致了道光《福建通志》未能顺利刊行,造成毁志之祸,甚至险些散失.由此不难看出,这场围绕《道光志》展开的纠纷,实际上根源于嘉道闽省汉宋兼蓄新学风的形成过程中复杂交错的学术门户之争.     

论民初进步党的立党理论及分裂的思想根源

"政治对抗力"论与"开明专制"论是民初进步党的两种基本的政治思想主张.梁启超等人提出"政治对抗力"说作为立宪派系联合成进步党的立党理论,反映了立宪派人士建设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而"开明专制"论则是进步党联袁排国民党的理论依据,属于现实的政治路线.但是,这种政治主张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冲突."二次革命"后,政见和思想的分歧,使进步党分裂成"内阁派"与"国会派",这两种政治思想成为各自的立论基础.此后,"开明专制"说被进步党人士摒弃,"政治对抗力"则在反袁护国运动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梁启超等人继续参与政治的理论基础."政治对抗力"说与"开明专制"论的此起彼伏,折射出民初知识分子探索建设共和之路的曲折历程.     

鳌峰书院与近代前夜的闽省学风--嘉道间福建鳌峰书院学风转变及其影响初探

嘉道之际,兴盛一时的乾嘉汉学在总体上开始走下坡路,但在原有汉学不发达的地区却呈现局部上升的趋势。嘉道间福建鳌峰书院学风转变就反映了这点。当时福建境内社会危机加剧,促使福建学者关注现实,思想逐步由虚空转入务实。在传统士人眼里,社会风俗的变化与学术人心的改变紧密相关。于是反思学术人心成为扭转危机的重要途径。陈寿祺等人通过改革作为福建书院教育中心的鳌峰书院,促使福建的学风发生了变化,在福建兴起崇经致用的新学风。同时,陈寿祺所倡导的学风也体现了注重经世致用、汉宋学并重等嘉道以后的汉学新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