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境下前语言时期的儿童哲学探求与检视

哲学思想的存在标准最初是通过人“说出来的语言”来判定,这导致了语言对哲学的重要地位。然而,对于儿童而言,他们生长阶段中存在着一段“非语言”或者“无语言”的“前语言时期”。这个时期对哲学,甚至对人生认知的整体性提出了挑战。化解这个危机可从中国哲学中的“赤子之心”找到突破口。赤子之心强调人的一种外在行为表现,而非语言的“言说”。这也符合儿童哲学的“知行合一”准则。“行”的原则和语言中的连词的天然存在,为儿童哲学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先验的可能性。同时,“行”的原则也可能突破“反思”必须依靠语言的窘境。在这种理念下,“做哲学”的先天优势即突破了言说本身存在的年龄界限,也将哲学从整体性上做了有效的说明。儿童哲学中“做”的这个特性,点明了儿童哲学在人的整体伦理教育中的关键环节,是汉语语境下思考儿童哲学发展的一个核心面向。     

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实转向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近些年来学者研究的热点,其研究由借鉴西方文化思想,转入对马克思主义原文本的再次解读,再转入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本位向人本位过渡的多重转折——这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大众化的现实转向。学界逐渐摒弃了以文本互译来追溯和印证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的渊源关系的方式,转而直接运用德国古典哲学把握问题来展开哲学思维的路径对马克思哲学进行重新思考和阐释。这种转向再次深化和重构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其中,这种转向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模式,即通过康德来阅读马克思的方式来决定马克思主义向人本位的转向趋势,重塑大众化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主体地位。     

小学与哲学：论朱熹蒙学思想中的儿童哲学

朱熹的存世文本中可以挖掘出朱熹的儿童观。这种儿童观在《小学》、《童蒙须知》、《近思录》和《朱子语类》中得以体 现。相比较古代教育中枯燥的师训弟背的教育模式，朱熹更为重视问答式与陪伴式的教育方法。这与李普曼和马修斯所主张 的philosophy with children的儿童哲学理念较为类似。于是，我们发现这种风靡各学术圈的教学法，竟然源自中国已有的 哲学精神。进而，挖掘朱子理学中的儿童哲学思想，便具有一定的可能性。需要明确的是，探讨朱熹的儿童哲学，既要尊重儿 童哲学的发起者李普曼对儿童哲学所下的定义，亦要挖掘朱熹儿童哲学的独有特色。朱熹的儿童哲学需要包括教师主导、价 值引领等方法论层面，也包括天理意识的本体论、格物致知的知识论及修身至德的伦理学面向。综上，既可回答朱熹儿童哲学 存在的合理性问题，亦可为中国儿童哲学的研究开辟一条可行的新路。     

草稿与语录体：从草稿思维看王阳明的《传习录》

草稿思维是艺术创造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思考方式。它的特点是原初性、潜在性、未完成性与目的指引性。这种思维侧重个人体验而不是理论推导。语录体是草稿思维的一个展现方式，这为借用草稿思维解读语录体的《传习录》带来了可能。草稿思维因其直面文本本身，使读者与作品交流减少了外来“偏见”的干扰，使作品以鲜活的姿态呈现在读者面前，达到了知、行的立论初衷。同时，用草稿思维分析语录体的《传习录》，可将其看成一幅画作，方便后学对阳明学的理解。 关键词：草稿； 《传习录》，语录体，未完成     

没有“儿童”的儿童哲学：兼论朱熹的“小学”与“大学”观

与马修斯强调的儿童哲学相比，朱熹的儿童哲学偏重于“成人哲学”与“家庭哲学”。因此，如果以马修斯的儿童哲学作比较，朱熹的儿童哲学是一种“没有儿童”的儿童哲学。这里的“没有儿童”，是指朱熹将儿童视为成人教育的前期阶段，表现为他的“小学”与“大学”的同构性。同时，朱熹在讨论儿童哲学时，主要是以成人与家庭的视角进行探入。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南宋儿童观在哲学语境的兴起还处在萌芽阶段；二是中国传统呈现为家国天下一体，儿童是在家庭中得以体现。基于此，儿童无法形成马修斯主张的完全“主体性”，父母也不存在为儿童“释放权利”的要求。因此，朱熹希望通过父母和师长的干预使儿童形成上达“天理”的伦理目标。在这一点上，父母和师长构成儿童上达天理的中介。但是，儿童对父母与师长的干预不是消极的“服从”，父母与师长对儿童的干预必须在道德本心的前提下才有教育的有效性，即对儿童而言，“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这达到成人与儿童互相限制的教育情景。     

问题导向学习（PBL）与问题意识窥探——兼论二者与朱熹儿童教育思想融合

“问题导向学习?”（PBL）与?“问题意识?”是当代儿童教育研究的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儿童教育的方法变革意义重大。PBL的应用与西方哲学教育实践相结合的理论背景，为学者发掘PBL与中国哲学的教学结合提供了可能性。基于此，探索PBL教学方法与朱熹理学的融合的可能性，重构PBL与问题意识在理论层面的不同位阶，为PBL理念的中国语境下的实行和发展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