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困境:婚房进城与压力传递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困境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调研发现,城中有房的婚姻需求推动脱农进城成为村庄的流行理念。在经由购买婚房竞相进城的村庄场域中,村落结构与传统习俗不断扭曲变形,老年人在此过程中面临心理层面的相对剥夺体验。同时,进城压力与家庭结构、代际伦理互构重塑,实现了竞争压力的代际转移。出于传宗接代的超验性文化追求与村庄去伦理化的"道德新建构",老年人自觉进入压力分配体制,在行动层面通过奉献贴补、隐忍体谅、自我牺牲的方式主动承担竞争压力,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资源困境。在援助子代进城买房以实现婚姻的过程中,农村老年人身心俱疲。     

从土地秩序与土地认知反思农地制度改革

村庄实践中的土地秩序和土地利益主体农民的土地认知,是农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基础.回顾农村土地秩序的变迁历史,在田野经验基础上梳理土地承包秩序、 流转秩序和征用秩序的实践样态,发现不同的土地秩序对应相异的产权需求,农民的土地认知和土地权属观念既受传统的多元地权配置的影响,又受城乡二元体制、 地方知识体系、 村庄阶层分化、 家庭生命周期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当前农地制度改革的平稳过渡,既需借鉴历史实践中的制度遗产,又需结合城镇化进程中村社结构与基础的变迁.     

从家庭到社区:产业振兴中农民双层合作体系的建构机制——基于山东省B县电商产业的实证调研

从家庭到社区的双层合作是农民主体有效参与新兴经济业态,助力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研究发现,新兴经济产业通过“市场社会化嵌入”的驱动扎根乡村社区,带来村庄内外系统中资源、关系的优化配置。在此基础上,市场利益与农民家庭的发展目标契合,核心家庭、扩展家庭内部实现策略性整合;立足家庭的生计发展合作,依托传统社会关联和政府引导的正式组织,社区层面的各市场主体则形成纵向一体化的弹性产业合作。这一双层合作体系以产业振兴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孕育出社区可持续发展、公共性成长和治理资源培育的新路径。加强政府统筹规划和多元组织能力建设,是避免合作异化和产业利益脱嵌于村庄的关键。     

嵌入理论下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机理

理清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机制，是将外部资源转换成乡村振兴新动能的关键。研究发现，资源型乡贤返乡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行动，既回应自身市场获利的经济属性，又有贡献反馈家乡和带动村民主体增收致富的传统社会属性，在疫情后还具有稳定地方经济和发展秩序的新社会属性。该群体通过政策嵌入、组织嵌入、关系嵌入等路径与村庄社会实现深度融合，与地方政府、分化村民等多元主体之间形成互惠合作的产业共同体。同时，资源型乡贤“家乡人”的地缘身份和共同产业利益的联结，助力形成的多元主体共同规约的经济风险防范举措，以及国家制度规范和村庄公共性双重约束的社会风险治理机制，实现了资源型乡贤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可持续性结合发展。此外，还需增强基层社会的治理与监督能力，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乡贤的组织与引领，以应对资源型乡贤向营利资本的异变转型。     

从社会化角度解读青少年犯罪的原因

青少年犯罪的原因错综复杂,试从社会化的视角多维度剖析青少年的犯罪根源。笔者认为,家庭、学校、社会等社会化机构自身的变异,社会化机构对青少年进行社会化时存在内容片面性、手段复杂性和不当性,以及社会化大环境的变迁是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