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养老保障政策取向 ———基于情境认知的视角

借用情境认知理论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养老保障政策,可以发现,情境切换引致政府情境认知的变化,最终导致农村养老保障政策的“格式塔”转换。当前,我国政府对农村养老保障的情境认知表现为“以人为本”的政策价值和“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政策目标,但需要在情境认知的牵引下对农村养老保障政策进行优化,即在扩大农村养老保险覆盖面和提高待遇水平的同时,发挥政府、社会、市场三方的作用,积极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论不公开占有的效力

公示公信原则要求动产物权以占有作为公示的方法,但不公开的占有却是一种没有公示的占有.在意思自治原则以及正义的要求下,不公开占有也应该具有物权的效力.     

论相对性是权利的基本特征

权利是相对的.排他性是权利的内在要求,这种内在要求是相对的;相对性是权利的基本特征,从权利的产生条件、存在状态、实现条件以及社会发展的过程来看,权利都具有相对性的特征.     

论大陆法系物权绝对性观念的困境

物权绝对性是大陆法系物权法的基本观念,大陆法系民法学家认为物权绝对性是物权的基本价值判断,认为物权如果没有了绝对性就不成其为物权。由于物权绝对性在逻辑上是矛盾的,物权绝对性具有反社会的倾向,它可能会增加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冲突,导致社会的不公正,降低物的利用效率,妨碍社会进步。物权绝对性仅仅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只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以及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当社会条件变化时,物权观念应该随着变化。物权绝对性已经陷入困境之中,这已经被各国的法律实践所证明。我们应该确立物权相对性的物权观念,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新农保农民参与行为、缴费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江苏省的调查数据

文章基于江苏省的调查数据,分析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民参与行为与缴费标准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苏北、苏中和苏南参保率均在80％以上,参保率较高;农民参保缴费出现一定的梯次,苏北地区农民普遍选择较低缴费,而苏南地区农民选择较高缴费的较多.Probit计量检验显示,年龄较大者参加新农保的概率较高;家庭承包地面积的多少与是否参保显著正相关,现阶段土地难以承载农民的未来养老保障功能;农民对新农保政策的了解程度越高,其参保的概率越高.Ordered Probit模型结果显示,年龄、家庭人均年收入与农民参保缴费呈现正相关关系,家庭承包地面积、土地流转情况在苏北地区对农民的缴费选择也存在一定的影响.     

农村养老保障政策的绩效考察——基于27个省域的宏观数据

文章从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养老服务、五保供养四个方面构建农村养老保障政策绩效的综合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对中国27个省域的农村养老保障政策绩效进行测度、排序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养老保障政策绩效整体水平偏低,存在显著的省域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并非农村养老保障政策绩效的决定性因素,各省域养老救助、养老机构、养老保险等养老保障政策子系统发展极不均衡。     

新冠疫情下农民工就业风险感知及其影响因素

就业风险感知对农民工就业选择与迁徙流动有重要影响.广东东莞1310名农民工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加大了就业风险感知,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就业形势更为严峻.计量分析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年龄越大,就业风险感知越高;学历层次越高,就业风险感知越低;经济储蓄少的农民工,其就业风险感知更高;跨省流动就业的...     

失地农民研究：十年回顾与延展

2001—2010年来,学术界基于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视角,从征地制度与过程、失地农民基本生活状态、就业、安置与社会保障、权益受损和保护等方面研究了失地农民问题,并形成了诸多共识。但也在失地农民与城市化的反思,社会保障制度之间的衔接,安置补偿、就业和保障政策的评估,失地农民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发展等问题的研究上存在不足,有待进一步深化。     

哪些老年人更倾向于入住养老院？--基于江苏农村地区的实证调查数据

在城市化加速发展、家庭结构迅速小型化及人口老龄化加剧的社会形势下,农村老年人对养老院的入住意愿正在发生变化。以江苏省为例,运用 Logistic 模型对农村老年人养老院入住意愿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村老年人对养老院的入住意愿主要受文化程度、个人月收入、健康状况、存活女儿数、共同生活人数以及晚年生活满意度等因素的影响。政策含义在于,尊重农村老年人对养老院的入住意愿,推动农村地区养老服务事业发展;充分考虑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养老机构的层次和规模进行战略规划;从农村地区实际出发,对农村养老院功能定位进行适当的引导。     

物权滥用与限制

物权是人对物的直接支配控制的权利,因而人们认为物权是属于自己的绝对的权利,不应受到限制。正是这样的物权观念导致了物权的滥用,侵害了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因此,我们必须在衡平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实现法律公平正义目的的基础上,采用公法的和私法的手段,对滥用物权的行为进行必要的限制,以利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有序运行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