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民族佛教的性格

北朝佛教以其鲜明的性格,促进了中国佛教的发展。北朝各民族的统治者和信徒在佛教的旗帜下,较好地完成了佛教的地域性、人间性和社会性的转换,同时又以实践性方面注重功德与南朝佛教的注重学理相并列。北朝民族政权对各民族佛教徒采取尊重信仰、但要教化的态度,使其在承认政权的基础上,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减少了民族间的矛盾。由于北朝民族关系复杂,夷夏关系复杂,佛教史也异常复杂,北朝佛教研究非常重要,值得重视。     

鸡足山佛教与浙江佛教

云南鸡足山佛教与浙江佛教的联系 ,主要反映在学习的阶段 ,属于请进来的情况。明代万历年间 ,佛教复兴 ,浙江成为中国佛教复兴的重镇 ,许多鸡足山的僧人纷纷到江浙一带参学 ,他们在浙江亲近禅门大老 ,大机大用 ,受益终身 ,并把浙江的禅风引入云南。浙江天目系和天童系的佛教对云南的禅宗发展和禅风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种活动到当代仍未停止。浙江佛教对云南佛教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重庆南川金佛山与“古佛应迹”

重庆金佛山是通往贵州必经之路的一座高山,这里早在宋代就已是佛教道场,明代以后金佛山的佛教发展鼎盛,全山上下有几十座寺院,并被称为"川东第一山",是明清时期西南佛教的著名"古佛道场"。本文讨论了金佛山古佛道场的定义,认为该山除了人为地定为"古佛道场"之外,还与全山的山形走势有关,但对佛教徒来说,更重要的是山与心的合一,金佛在佛界的地位最高,所以金佛山就是佛教徒心中的圣山。     

唐代景教四则

唐代的景教是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方基督教的一支,当时在中国虽曾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仅200余年就变的湮没无闻.唐代是中国最盛的朝代,也是世界上的强国之一,但在东西方宗教文化的交流史上,属于中世纪时期(仅限于唐代)的资料非常有限,大概只有景教的资料算的上较为明显和确凿的了.唐代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开放的时代,这一时期的宗教也很有特点,各种宗教都一度传入,但又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化,佛教在唐代最终走完了中国化的历程,成为外来宗教在中国生根开花的一个正面的典型范例;而景教在唐代却没能走上佛教的道路,传入之后不久即衰,成为外来宗教在中国没有取得成功的另一个反面的典型范例,这一正一负的反差之大,是值得令人深思的.本文即对唐代景教的几个问题做一粗浅的探讨.     

王恩洋先生与重庆佛教

本文以王恩洋先生在重庆弘宣佛教的事迹为线索,考述了其与重庆佛教的因缘及其影响。从中可以看出,重庆佛教界主要有三支力量:一是以太虚为中心,以重庆长安寺和汉藏教理院基地的中央系统的僧伽;二是以重庆僧人为中心,以华岩寺为基地的地方系统的僧伽;此外,还有一批以公会形式存在的居士组织。王恩洋先生在重庆不仅培养了一批懂唯识学弟子,而且还泽惠后人,使唯识学研究成为川渝两地佛教界最重要的特色之一。     

国家安全与民间宗教文化交流——兼谈民国时期汉藏佛教交流的历史作用

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除了政府行使公权力,民间力量也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补充。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运用得恰当,宗教及其文化在这方面大有可为。民国时期,九世班禅、喜饶嘉措、太虚等高僧大德掀起了汉藏文化交流的高峰,影响了现代佛教的发展,增进了民族之间的感情,对国家的前途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国民党中央政府、政府设立的蒙藏委员会等组织,及一些地方政府也积极支持、参与其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民国时期的汉藏佛教交流有着深刻的政治与国家安全的背景,在维护领土完整、反对分裂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为今天的民族、宗教、安全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泾川窖藏佛像比较研究

泾川为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第一站,是佛教东渐的桥头堡.泾川龙兴寺窖藏佛像的发现,证明了泾川在佛教东传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对照巴基斯坦博物馆馆藏佛像,可以发现泾川窖藏佛像身上,既有犍陀罗佛教艺术风格影响的明显痕迹,又受到中国佛教信仰的地方性与地域性的限制.由此说明,泾川佛教艺术与其它石窟有相同的经历与共同性.     

楚山绍琦与巴渝佛教

本文认为,明代的巴渝佛教,是一个转型期的佛教,即从大足石刻所代表的密宗时代转向了禅宗的时代。楚山绍琦在巴渝山峦传播禅宗,广招弟子,对巴渝佛教的贡献是非常大的。通过研究楚山绍琦与巴渝佛教的关系,可以看见,棠城(大足)的佛教在宋明二代巴渝佛教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民间流传的“上朝峨眉,下朝宝鼎”的传说,形象地说明了大足石刻对巴渝佛教的影响,以及它在巴渝佛教的中心地位。     

佛教与中国社会——兼谈人间佛教的世俗化问题

一、从白马东来到人间佛教 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的一夜，汉明帝在洛阳宫里守着母亲的灵位，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他梦到有一位神人，身上有日光，飞到宫殿前面。明帝被梦惊醒，心里涌起异样的欣悦。第二天一早，他召集大臣在殿前开会，询问这位梦中神人是什么神？大家面面相觑，’回答不出来。这时有一位见多识广的傅毅勇敢地站了出来，他对明帝说：“我听说西方天竺国得道的人叫做‘佛’。他能在空中飞行，身有日光。你梦到的神人，恐怕是‘佛’吧？”明帝听了大喜，决定派遣使者前往天竺。使者在中天竺大月氏国遇到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与他们一起用白马驮着佛经和佛像回到洛阳。明帝以白马为名建造寺院，供养佛像与高僧。佛教传人中国，走的是一条与中国传统与现实社会情况相结合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