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西南总督与民族社会冲突调控

明代总督之制,始于西南。本文在对明代30余任西南总督的统计基础上,探讨了总督置罢、事权授予、辖区大小、任期长短与西南民族地区社会冲突之间的内在联系。文章提出,西南总督之暂设,以及西南民族社会冲突主要依托西南数省之力调控,皆反映了明中央王朝重北轻南的边疆战略思想。西南总督之设,虽有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统一和稳定之意义,但大军征讨所带来的破坏与影响至为沉重,是为史鉴。     

试论巴蜀农业的起源

<正> 晋人常璩《毕阳国志·蜀志》云:蜀王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提出四川农业的出现在蜀王杜宇时代;又曰“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认为川东巴人的农业学自川西蜀,所以“杜主君”世代得享巴蜀人的祭祀.这种论点在晋代以后的史籍中多所引用,形成巴蜀农业起源的传统说法,但与巴蜀地区原始农业生产的实际不尽相符.     

两汉时期西南人才地理特征探析

两汉时期西南人才地理特征探析黎小龙＂巴有将，蜀有相。＂￣［１］这是汉晋人对巴蜀人才地理分布的概况，这种说法，就自然环境与地区性人才群体素质构成的区别而言，可谓把握住了巴蜀两地的区别和特征。但两汉时期中国西南人才的地理分布和开发的实际情况，较之＂巴将蜀...     

论两汉王朝西南边疆开发中的“各以地比”之治理方略

“各以地比”之治理方略,形成于西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之地,丰富、完善于两汉时期开发西南边疆的进程之中。此套方略的基本内容是,北方中原王用在稳固掌控西南北部蜀地的基础上,与蜀人一同治理巴地,并依托北部的巴蜀人对西南中、南部进行治理和开发。该方略切合酉南实际,卓有成效,对后世影响甚大。     

周秦两汉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的形成与嬗变

在战国秦汉西南开发的特殊历史背景下 ,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萌发于战国后期 ,正式形成于西汉司马迁之《史记》。其标志为 :“西南夷”作为秦汉大一统国家疆域中“四夷”之一部的独立地位的确立 ,以及具有鲜明区域特征的 ,以巴蜀为中心划分“南夷”、“西夷”的民族分布布局基本理念和划分方法的形成。经东汉两晋的嬗变 ,两汉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呈现出马、班 ,常璩 ,范晔三种明显有别的划分方法和认识观念。周秦两汉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萌生、形成和嬗变的客观历程 ,历代史家区域民族地理划分方法和认识观念的形成 ,既客观反映了西南区域开发和民族融合 (华夏化 )的历史进程 ,亦反映了史家所处时代之现实需要和个人之史识、史观     

"五方之民"格局与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观的形成

文章论述西周春秋时期"四夷"之夷、蛮、戎、狄与"四方"之东、南、西、北搭配结合的演进历程,探讨了"四夷"、"四方"间的搭配结合与"五方之民"格局形成的渊源关系。《礼记·王制》提出的中国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五方之民"格局,是战国人关于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的理想与展望;而司马迁《史记》所构建的秦汉国家民族地理格局,才是大一统国家民族地理观的现实反映。     

论中国封建“义门”同居大家庭的产生

“义门”同居大家庭为封建宗族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期的累世同居共财之风，始于汉代，但封建王朝旌表累世同居大家庭为“义门”，奉为社会典范，则始于南朝宋齐。受南北朝社会政治背景的影响，早期“义门”的门第，以寒素之家为其主体。     

近二十年来明清西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综述

本文从明清西南农业 ,手工业 ,商业、市场及商人 ,社会阶层与民族关系 ,社会经济发展原因五个方面对明清西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情况进行了总结     

“巴蜀文化”“巴渝文化”概念及其基本内涵的形成与嬗变

具有当代科学意义的“巴蜀文化”,于抗战时期由卫聚贤提出。但“巴蜀文化”概念和基本内涵形成和确立的标志,则是《说文月刊》两期“巴蜀文化专号”的出版。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是“巴蜀文化”概念发展最明显和丰富多彩的时期,川渝两地出现分流：四川出现由“巴蜀文化”向“古蜀文明”和“巴蜀文明”的提升和拓展,而重庆则出现从“巴蜀文化”“巴文化”向“巴渝文化”的嬗变。“巴蜀文化”与“巴渝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形成,既顺应了学术发展的趋势,也适应了特定历史时期(抗战、三峡文物抢救保护)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文化概念的创新,意义非凡,不仅直接推动了学术的发展繁荣,更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文化源泉。     

土家族族谱与土家大姓土著渊源

渝黔土家族族谱追述先祖渊源,均肇祖中原尧舜五帝。但是,其中的部分显姓豪族自先秦秦汉以降世居长江三峡及酉、辰、巫、武、沅五溪山地,早期为南方盘瓠、巴■古姓,隋唐以后为“峒蛮”首酋,至近代汇合为土家族,其发展脉络明晰。土家族族谱所述先祖渊源实即冒籍中原华夏,乃西南少数民族汉化进程中的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