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民主共存的幻象——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揭示了资本主义民主虚伪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也多次批判了早期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但在现实社会中却呈现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平等与政治上民主并存的现象。究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剥削关系形成了一种权力关系，这种特定的经济形式下所决定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关系与资本主义所宣称的政治平等并行不悖。而且，这种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通过民主制的意识形态机器不断强化，使社会主体扮演着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形成的结构性权力压迫，列宁的阶级理论对于整合社会不同抗争群体，戳穿资本主义民主幻象，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建筑工程中“不可抗力”的风险分担

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经常伴随着“不可抗力”所带来的风险,常常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所以,在建设工程中,要避免“不可抗力”所带来的风险,就必须重视对它的分析和应对。另外,在处理“不可抗力”风险时,应注重合同的签订,重视风险管理,制定相应的应急措施;购买工程保险可以减少不可抗力造成的风险损失。本文从工程实例出发,从不可抗力的概念解读入手,提出了“不可抗力”风险的分担策略,并结合实际工程案例,对工程中“不可抗力”风险承担的思考,将风险转化为更大的经济效益。     

国有企业改制和上市不等于“混合所有制经济”——二评“资本混合型企业”的决策科学性

企业发展并非都要搞股份制,也并非都要上市,股份制与上市本身不代表一个国家经济制度或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的改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股份制还是上市都不改变企业私有制的性质,因此既不等于也不代表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出现;而购股者从来不是企业生产资料和资产生利的最大获益者,更不是生产资料的真正占有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企是否改制采取股份制、是否选择上市,都不代表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与否,而且其自身的企业性质、社会功能以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也决定了当前改革的方向与任务不应是与私有资本的“混合”.     

三级公立医院党支部换届的实践与思考

2018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揭开了党的十九大后公立医院党建工作的新篇章,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提升公立医院党建工作水平成为今后医院党建工作的大方向。之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教育部分别出台了加强公立医院党建工作的实施办法及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程的实施意见。作为北京大学附属医(学)院,恰逢党支部任期届满,在这些文件精神的指导下,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党委开展了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对党支部的设置与支部书记的选配标准都做了新的调整,换届后更加强化党支部的政治功能与组织力的提升,在中央精神指导下的换届实践中,对面临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思考。     

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主要类型和特点

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是当地彝族历代毕摩在当地彝族民间口传文学的基础上,用本民族传统文字——彝文如实记录、第二次创作以及翻译转写其他民族民间文学,并由彝族毕摩一代又一代不断加工、修改、补充、完善,且流传至今的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从当地历代彝族毕摩所保护和传承且当地彝族民间流传的传统经籍文学版本的主要体裁、素材及其内容看,有史诗类、传说类、伦理类、神灵传言类、婚丧礼仪类、恋爱婚姻类及译著类等;又从当今当地彝族毕摩讲唱传承形式和场域及其采用的唱腔唱曲音乐看,有“甲苏甲类”“诺依特类”“设依甲类”“阿哩甲类”等。纵观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主要体裁、素材及其内容,具有民族性与国际性、支系性与区域性、原生性与变异性、追忆性与憧憬性、丰富性与复杂性、吸纳性与开放性、祭祀性与文学性、历史性与时代性等主要特点。     

仪式感如何生成——仪式发挥文化功能的运行机理研究

仪式感的生成是仪式通过其自身存在的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运行逻辑发挥的文化功能。人们通过实践活动形成了包括过渡结构、符号秩序和互动结构在内的仪式结构系统。人们通过在仪式的结构系统中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实现了抽象文化的具象化。在此基础上,仪式的惯习、规训与惩罚、臣服与资质的运行机制推动着运行结构发挥着文化功能,而贯穿仪式发挥文化功能始终的是感性经验、生活和关系再生产的运行逻辑,这种运行逻辑也构成了人们仪式实践的思维图示。     

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及村庄治理型态

村干部在村庄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在实践中村干部行为却出现了日益权变的趋向。通过对S省J县7个村庄的项目进村的案例比较研究发现:村庄资源禀赋与公众参与是影响和塑造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关键变量。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在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制度角色定位中出现了变异或偏移,呈现出“撞钟型”“横暴型”“分利型”“协调型”干部四种行为类型,村庄治理也由此呈现为“沉默秩序”“普力夺秩序”“谋利秩序”和“多元治理秩序”四种治理型态。新时代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对村干部角色具有纠偏和规制效应,促使村干部角色回归其应然位置,促进乡村多元有序治理和良善秩序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