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学生能力提高的混合式实验课教学模式研究

实验是理论课程的验证和深化,对提高学生知识和技能、创新和探索能力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我国大力实施课程改革之际,结合先进的混合式教学理论与实践,对《城市广场规划设计》实验课教学模式改革进行探索,为提高学生能力、拓展思政教学手段、实施开放式教学提供理论基础.     

绿色增长下的导向性技术创新选择研究

针对如何正确引导 GHG 排放的气候反馈经济损失下导向性技术创新，以实现长期的绿色增长这一问题，基于 DICE 模型，重构导向性技术创新不同的动力要素及其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内生关系，建立了可体现绿色增长“均衡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非线性最优控制模型。数值仿真结果显示: 气候反馈经济损失不容小觑; 偏于生产的绿色技术创新导向下社会生产力强劲但存在气候环境恶化风险，偏于减排的绿色技术创新导向下气候反馈经济损失小但存在增长动力匮乏风险，二者虽均可实现长期的绿色增长，但中性的绿色技术创新导向会更稳妥; 偏于生产的绿色技术创新导向下人均消费变化率在短期内会显著提升。     

Chinatown 2.0: the difficult flowering of an ethnically themed shopping area

Right in Amsterdam’s picturesque Canal Zone, on and around Zeedijk, Chinese entrepreneurs have carved out a presence in what seems like the local Chinatown. The businessmen have been targeting Asian and non-Asian customers by offering products that – to an extent – can be associated with Asia, China in particular. Since the early 1990s, individual entrepreneurs and their business organisations have campaigned for official acknowledgement of Zeedijk as an ethnic-only district and for governmental support of the enhancement of Chineseness. Following Hackworth and Rekers. [(2005). “Ethnic Packaging and Gentrification. The Case of Four Neighborhoods in Toronto.” Urban Affairs Review 41 (2): 211–236], we argue that this case challenges traditional understandings of ethnic commercial landscapes. In sharp contrast to the current orthodoxy, which would conceive the proliferation of such an ‘ethnic enclave’ as part of a larger process of assimilation, we have approached Amsterdam’s Chinatown first and foremost as a themed economic space: Chinese and other entrepreneurs compete for a share of the market and in doing also for the right to claim the identity of the area. What i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Zeedijk area, how did Chinese entrepreneurs and their associations try to boost Chinatown and negotiate public Chineseness, and how did governmental and non-governmental institutional actors respond to those attempts?     

汉武帝时期帝、后关系探微

文章从情感、家庭、政治层面探寻汉武帝与两位皇后间的关系。情感上，两位皇后将全部的爱倾注于丈夫武帝，武帝未能做到；家庭中，帝、后虽为男主人和女主人，但皇室家庭中的特殊因素会影响到二人间的关系；政治层面上，帝后关系更是君臣关系。文章通过对汉武帝时期帝、后关系的探讨，不仅能窥探有汉一代的帝后关系，更可窥探到当时经济、政治、思想等相关的时代背景。     

基于变系数分位点回归的金砖四国金融稳定分析

金融不稳定性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金融危机,而新兴市场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同时也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灾区.因此,新兴市场金融稳定性的研究至关重要.本文基于新兴市场代表国家——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的主要综合股指对金融稳定性进行了实证研究.与传统金融稳定性的研究方法不同,本文考虑系统性冲击在正常和极端市场下对不同国家金融市场的影响.首先应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对金砖四国的金融稳定性进行检验,进而基于变系数分位数模型研究系统性冲击对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影响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对金融稳定性进行了时变分析.实证结果表明,金砖四国都具有某种程度的金融不稳定性,近期中国和巴西在5%分位点处的金融不稳定性受系统性冲击的影响相对于印度和俄罗斯更加剧烈.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合同效力问题研究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民事案件主要是民间借贷案件。借款合同与保证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超出了民法的阈限，触及到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的关系这一根本，成了困扰民事审判的一大难题。对此，理论上与实践中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方法论立场，即刑主民附论与刑民分离论。然而，这两种立场都有失偏颇。只有消除立场上的偏颇，才能将合同效力认定纳入正确的轨道。吸收资金不应被认定为违法所得，不应适用追缴或责令退赔。如此，由于追缴与责令退赔的适用所引发的刑民间评价矛盾及其对效力认定造成的干扰，才能被彻底消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是行政犯，合同违法性评价，应以《商业银行法》第11条第二款规定为根据。从规制对象来看，作为准入规制的《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不意在规制合同行为；依法益权衡而言，认定合同有效也并不阻碍该条规制目的之实现。因此，《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非《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定。对该条的违反，不应成为认定合同无效的理由。     

IPO 募资双重管制与资源配置——基于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本文探讨我国首发市场中针对募集资金的两种管制政策的交互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募资用途和募资额度管制的交互作用会导致募资不足,从而加大公司上市后融资约束的程度,进而引起投资不足. 2009年放开募资额度管制后,公司的融资约束得到缓解,但持有过量的超募资金又会引发过度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持有的超募资金与其长期绩效呈倒U型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目前处于酝酿中的IPO注册制的相关政策制定和制度设计具有参考意义.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投资水平——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代理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以企业社会责任增加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提升管理层投资意愿两方面为切入点，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深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于企业投资的动态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投资水平。在对样本企业划分生命周期后发现，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显著增加企业投资，然而社会责任对企业投资的促进作用在衰退期企业中并不明显。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成的逻辑理路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科学理论有其严密的生成逻辑理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观的继承发展是其理论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智慧的超越升华是其文化逻辑；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生态文明思想的承接开拓是其历史逻辑；习近平个人成长发展历程中对生态文明的不懈探索是其实践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其社会逻辑。深入学习和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成的逻辑理路将有助于更系统地认识和理解这一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价值意蕴，也为推进当代中国生态治理和破解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基本遵循和科学指南。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态势、存在的问题及高质量发展政策思路

生产性服务业的改造提升和优化升级,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当前,研发设计服务业“量质齐增”,已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物流服务业发展迅猛,在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金融服务业通过提供融资支持,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信息技术服务和电子商务飞速发展,“数字+”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实现渠道；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业态更加丰富,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服务外包规模持续攀升,业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展；职业教育方兴未艾,提升了中国人力资源的整体水平。但是,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依然存在着国际竞争力羸弱、对外开放水平较低、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力度不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高等问题。对此,提出了应进一步夯实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对标国际标准推进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生产性服务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作为主攻方向,把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作为关键抓手,抓住机会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全方位对外开放水平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