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的发轫与嬗变：中国历史视野下的考察

国内学术界一般以西方学术发展史作为背景，把治理作为一种社会互动来进行研究。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治理，发轫于中国社会生活，其内涵最初主要是为了获取生存资料，即有收成才能够形成秩序也就是治理。从“乂”这个象形文字来看，乂就是治理，其原意为“收割”。不过，围绕生存资料的生产和分配逐渐产生了更加丰富的社会权力关系，而巩固和拓展这种权力关系则使得构筑更加严格的秩序成为必然。神秘感是构筑秩序的重要依据，而赋予仪式以神秘感的则是觋、巫等知识群体，他们将天、帝、王、人通过仪式联系在一起，建构起一套以礼为基础的秩序。但是，西周末年，觋、巫的神秘感被世俗的君权摧毁以后，“君臣秩序”以及由此构筑起来的社会秩序都被颠覆，从而导致“君臣之礼既坏”和“礼坏乐崩”的情形。“以智力相雄长”不仅表现在王室内部、诸侯之间、社会层面上，而且也表现在知识分子身上。从此以后，士绝大多数以追逐爵禄而骄天下为荣，以至于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士贱而君肆”的情形。“君士互动”的治理模式，正是随着神秘主义的礼的崩溃而崩溃的。     

自力更生：民族复兴精神气质的突出体现

“自力更生”深化了我们对于独立自主的认识，激励起共产党人藐视一切困难、坚定革命信念、以艰苦卓绝的斗争争取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大无畏精神。它来源于艰难困苦的革命实践，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证明：我们不仅要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而且也必须坚持自力更生；在深化改革开放的同时，自力更 生精神不可丢。之所以强调自力更生，就在于对事物运动变化发展及其动因问题的深刻认识。它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重要内容，不仅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情怀直接相关，而且也体现了实践哲学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题中应有之义。     

福州新区与行政区、功能区协同发展研究

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台商区、高新区、自贸区和福州新区在福州相继出现,对福州市原有行政区经济管理带来较大冲击,如福州新区行政区、功能区重叠使得新区开发建设出现行政管理权上的权力重叠、经济利益上的冲突、法律地位的不确定等,权责利不对等必然导致发展的不协同、不协调,难以发挥国家级新区应有的政策优势和规模优势。实现福州新区与行政区、功能区的协同高效发展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合理控制、逐步扩大新区管委会行政责权;以重心和利益为原则选择直管代管及统管区域;建立"对接省里,报备市里"的行政管理流程;健全产业、投资、财税及区域并举的开发体系。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述评与完善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积极回应了当前面临的未成年人法律困境和现实诉求,提出和细化了许多具体举措,尤其是新增了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确立了国家监护制度,体现了重大的进步。在立法关系上,无论是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草案,还是与现行的其他涉及未成年保护的相关法律,未保法草案均与之存在着不协调问题。未保法草案的修法思路亟待从“理想化的统领和难以操作的补漏”转向务实性的“重点明晰和问题导向”,亦即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福利法化”并呼应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少年法化”。未保法草案的体例布局未能充分体现立法本意和修法初衷,在概念厘清、文本形式、涵盖内容与表达逻辑上均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旧籍新刊与文化传衍——以晚清官书局为中心的考察

古来斯文有厄运。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崛起东南,惨烈的书厄再次上演。面对这种"名教之奇变",湘军将帅在率兵镇压的同时,也设局刊书,致力于文化秩序的恢复与重建。太平天国扑灭后,湘军将帅这种自行其是的做法得到朝廷的肯定和认可,并作为战后振兴文教的重要举措予以推广。于是,引发了同光年间各省设立官书局的风潮,时间绵延二三十年,范围波及边远省份。官书局的肇兴是自下而上推动的,堪称晚清时期一项非常重要而又富有成效的制度创新,不仅为清代官刻重造出最后一派声光与尊严,而且普及教育,传播文化,嘉惠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