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耻感文化视角分析日本社会秩序现象

现代日本社会民众在日常生活以及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过程中，表现出非常有秩序的现象。日本社会的良好秩序现象和日本社会长期以来深受“耻感文化”的影响、“耻感文化”在民众意识深处扎根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耻感文化”在日本社会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耻”作为一种不知不觉的潜意识蕴藏于日本人的道德体系之中，制约着各种行为，贯穿于日常生活的全部。日本的“耻感文化”是中国儒家文化中解析出的一个文化元素，但又不同于中国社会的耻文化。日本“耻感文化”社会的形成是通过吸收外来文化并逐渐与本土的制度规范等相适应，外力作用导致了本土文化习俗与传统的突变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入、日本人的共同体意识、等级意识、各种宗教对日本人的影响等是日本“耻感文化”社会形成的主要原因。“耻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对日本社会影响巨大。     

乡村振兴:谁在谈,谈什么?

乡村振兴战略已经形成综合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分析思路。 主流政策派以供职于国家政府部门的学者型官员或研究人员为主,其焦点在于如何完善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 主流政策派立足于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容阐释,对乡村振兴战略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必要性、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机制以及规避误区作出论证。 学界理论派重点关注乡村振兴的立论基础和基本模式,乡村振兴具有多种立论基础,而乡村振兴的基本模式则具有保底式发展、内生式发展和依附式发展三种向度。 基层实践派以基层一线工作人员为主,以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实施为发力焦点,其中县级干部扮演乡村振兴“一线总指挥冶和“施工队长冶的角色,乡镇干部则是加速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践行者,而村干部则构成乡村振兴最基础和最坚实的力量。 然而,在几乎所有的讨论中,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农民却集体失语,并再次被政府和学者普遍“代言冶。 未来乡村振兴的探讨方向应重点推进乡村振兴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上下结合冶,深化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理论研究,加强乡村振兴的社会动力以及乡村振兴多元实践等方面的理论概括,引导农民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的讨论、规划和行动,从而推动乡村振兴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大循环冶。     

农民田间学校的起源及在中国的发展

文章通过对《中国知识资源总库》网络资源共享平台（CNKI）1979-2007文献跨库检索和其他相关材料的研究分析，结合作者在相关省份开展农民田间学校的实践，从国际视角对农民田间学校的起源、定义、培训方法和培训效果进行了分析，对田间学校在中国的发展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提出了加强对田间学校开展深层次研究的建议。     

柔性扶贫：一个依靠乡村自身力量脱贫的案例

柔性扶贫是指在乡村价值基础上,充分利用乡村资源的一种扶贫理念。柔性扶贫视角下的乡村资源包括乡村农业资源、手工业资源、生态环境资源,包括民居、村落、景观等资源,也包括村民生产与生活方式、乡村文化与民俗、乡村社会结构等文化资源。这些资源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保障村落有机体的完整性和健康运行。柔性扶贫理念认为,村落贫困是由于村落有机体的构成要素或结构发生了变化,导致村落正常运行受阻。因此,发现村落价值,修复村落结构,使其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健康运行,而不是对原有村落价值系统视而不见地去建立新系统,是精准扶贫理应遵循的重要理念。何斯路村由穷到富的蜕变过程,正是这一扶贫理念的具体体现。     

留守人口与发展遭遇

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乡城流动,由此带来的农村留守人口现象直到新世纪初才真正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在2004年之前,对农村留守人口的研究只见于零星的研究论文,并主要研究的是农村留守儿童。而自2004年开始,     

走出发展干预的认识误区

发展干预是为了预定发展目标而进行的改变现状的人为的努力，是启动和实现发展的主要手段。发展干预的主要形式包括结构调整、政策与发展项目。其中项目是最为常见的、最为直接的发展干预形式。一个国家的发展活动主要是以发展项目的形式来开展的。例如，国内统称的“支农项目”就是农村发展干预的形式。     

主导与接纳:嵌入性农民组织发展的路径依赖分析 —以某村的社区发展委员会为例

农民组织是创造农民合作空间、促进农村社区发展的有效途径.在外部力量推动下成立的农民组织往往需要一个本土化的融合过程,根据农民组织成立的缘起,可将其划分为内生性和嵌入性农民组织.借用此分析框架,文章以某村基于项目而成立的社区发展委员会这一嵌入性农民组织为研究对象,剖析了其成立过程、开展活动、发挥作用、运行困境,认为嵌入性农民组织发展的先决条件是社区农民的内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