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结式的事件结构和句法生成

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动结式逐渐被语法化成表示致使—结果的特定语法形式,被语法化了的不是具体的词汇单位,而是一种语法结构或构式,即任何两个没有语义关联的动词只要并列出现在一个句子里就会形成致使—结果的语义关系。动结式里的两个动词各自表示一个事件,每个事件都能表述为一个独立的句子,通过移位和融合等句法操作合并在一起,临时构成独立的动词单位,从而在句法上把分别表示不同事件的两个句子合并为一个,实现表达的简约性。因为题元指派首先在底层结构完成,而动结式是表层句法操作的结果,所以动结式的语义关系仍需回到合并前的两个句子里确认。这种追根溯源的底层结构解释,清晰地揭示了动结式表层所呈现的复杂的句法和语义关系,是一种对于动结式的句法派生和形成机制提出的全新看法。     

评价理论观照下中国古诗美学价值的理解与翻译--以《钗头凤》英译为例

评价理论中的态度、介入、级差系统与文本的文体风格、审美价值密切相关。因此,评价理论与翻译实践、翻译批评也存在紧密关联。诗歌英译的关键是将原文的“美”移植到译文。然而,因主体差异,译者与原作者往往对同样客体持有不同的评价态度。以《钗头凤》三个英译本为例,文章试图通过分析作者与译者审美及价值观的异同,探索衡量译文质量的有效标准,并以此探究评价意义承载的文化美学特征。      

近代中日史学者对《禹贡》“九州”名称由来的辨析——以白鸟库吉与顾颉刚为中心

作为“东洋学派”与“古史辨派”的创始人,白鸟库吉与顾颉刚都展开对《禹贡》“九州”名称由来的考证,二者在主要证据、结论、视角、考辨方式、论证层次上有明显差异。关于《禹贡》“九州”名称的产生时间,白鸟库吉认为产生于春秋时代,孔子之前,顾颉刚认为“九州说”产生于春秋中叶,而《禹贡》“九州”中九个州的具体名称产生于战国时代。白鸟库吉将《禹贡》“九州”中关于地理位置、民族疆域、人文、贡赋等记述认定为源于中国传统思想的传说,并不具有地理记述价值,顾颉刚则将其视作一个不断演化、渐趋具体化的地理学概念;白鸟库吉的考证只关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因素,完全忽视地理性因素,而顾颉刚不仅考虑到五行思想的因素,而且更多地关注地理沿革;白鸟库吉把《禹贡》“九州说”当作“尧舜禹抹杀论”的一个重要证据,而顾颉刚对《禹贡》“九州”的考证相对独立,没有较强的结论指向性。     

两种自我之间的身份认同——《望岩》与《人性的污秽》中的“伪装”研究

在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中,身份问题一直是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人性的污秽》中的主人公科尔曼就是伪装失败的典型,自始至终他都不敢坦白,一直活在虚假的牢笼里,受尽折磨。而《望岩》中的杰克选择用假名字来真实地生活,从而实现了一种"真我"和"假我"的结合,完成了自我建构。"真我"通过伪装转化成"假我",二者不应该是完全割裂的。只有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才能打破真与假之间的壁垒,构建一个更加完善的自我。     

汉语经历体标记“过2”与朝鲜语对应表现的对比分析

汉语经历体标记“过2”在朝鲜语中的对应表现有三种,分别为“-((m))n t(fe)k/ili itta/(e)pta”、“-apota-ass”和“-ass-(e)ss”.通过朝、汉语经历体标记的对比,可以揭示出两种语言经历体的共性与差异,进而探讨汉、朝语经历体标记的形成机制.     

对抗记忆:评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家》

美国当代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在其小说《家》中呈现了关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记忆,这段记忆是不同于美国“官方记忆”的“对抗记忆”.在官方的记忆中,人们生活在自己的家园里,生活安定、富足,然而莫里森提供的“对抗记忆”却显示,对于非裔美国人而言,无论是关于“家”的记忆,还是个体成长的记忆,都充满了创伤.他们被排斥在“美国梦”之外,身处无“家”可归的绝望中,他们甚至无法支配自己的身体,不得不接受身体被利用和被践踏的残酷现实.不过莫里森提供的“对抗记忆”并非只是灰暗的,非裔美国人如何在恶劣的环境中顽强乐观地生存让人看到这段记忆中的亮色.对于莫里森,在记忆领域展开争夺战至关重要,这关系到非裔美国人在美国历史中是否被遗忘或者记住.     

《九日齐山登高》马礼逊译文对唐诗英译的启示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汉语原文英译(附注)》(1815)中所译杜牧《九日齐山登高》被认为是最早的唐诗英译作品。本文借助史料对译文分析后发现,马礼逊仅传递了原诗的表面意思,原诗的音韵和文化内涵在译文中均有所丢失。在大力提倡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唐诗的英译应首先准确忠实传递原诗的文化内涵,同时保持唐诗的形韵之美,促进中国唐诗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布迪厄理论的背景、模块及特点研究

布迪厄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的"反思社会学理论"推动学界从功能论到冲突论的进一步转向。实践论、象征论和生产论构成其理论的三大模块;对事物生成性、关联性和反思性研究的高度推崇反映出其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层面的典型特点。鉴于该理论可以揭示社会结构中的诸多现象本质,故此呼吁学界对其引起足够的重视。该理论不仅是哲学层面的重要课题,更可成为语言政策领域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