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核电技术创新中的政企协调度实证分析

为探究我国核电技术创新中政府和企业的协调情况,文章基于协同学理论和复杂系统理论,从核电技术创新的特点出发,将核电技术创新系统解构为政府子系统和企业子系统,采用2007年—2017年相关数据,运用协调度测度模型对政府子系统有序度、企业子系统有序度和政企协调度进行测度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核电技术创新中政企协调度随时间呈现“N”型变化趋势,且协调度均值较低；政府子系统有序度和企业子系统有序度表现为“双螺旋”协调演进；制约政府子系统有序度和企业子系统有序度提升的关键因素分别为税收优惠力度和企业R&D强度。     

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研究——来自衡阳市2000－2016年的经验证据

文章通过建立VAR模型并采用衡阳市2000－201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考察了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得出它们之间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都存在自我发展的惯性现象；不管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中,制造业集聚对城镇化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城镇化对制造业集聚的抑制效果仅表现在短期中,长期影响效果甚微；在考察期内,导致制造业集聚和城镇化的波动主要还是自身因素,但制造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效果仍不容忽视。最后,结合衡阳市的实际情况对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人工智能背景下在线调解的现状与未来

在调解领域,人工智能的应用主要表现为在线调解平台的搭建与使用。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有效提升了在线调解的效率、促进了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标准化发展、增强了当事人纠纷解决的便捷性。另一方面,也面临调解“大数据库”不全、人才与技术保障缺失、威胁调解保密性的挑战。当前,我国在线调解平台的智能性主要体现在调解程序引导、帮助当事人推荐和联系调解员、分流案件以及语音识别等方面。虽然给线上调解工作带来了便利,但却多为一些相对简单的辅助性工作,智能性不强。另外,在线调解平台也面临地域发展不平衡、平台使用率低、立法和保障机制缺失等问题。在在线调解的未来发展中,一是要强化调解平台建设,既通过技术革新增强调解平台的智能性,又兼顾调解队伍的职业化发展,实现“人工”与“人工智能”的协同效应。二是要树立正确的观念认识,将人工智能定位为调解工作中的“辅助人”。三是要完善立法规定,在制度层面保证在线调解的良性发展。     

转型经济下民营企业家个体特质、情境对公司创业的驱动机制——基于QCA的探索性研究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大市场环境下,企业如何将公司创业的意愿成功付诸于创业行动,是学术界广泛讨论的话题。文章利用全国私营企业调查问卷表数据,以102家私营企业作为案例样本,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将企业家个体特质与情境两个层面整合,同时从这两个层面进一步细分,去探讨组态效应对公司创业的多重并发影响机制。经过数据分析可以获知,企业家的社群式身份是高公司创业活跃度的必要条件,且导致高公司创业活跃度有四条组态(路径)；导致非高公司创业活跃度的有一条组态(路径),两者之间存在非对称关系。     

湖南省农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效应研究 ——基于产业中细分行业的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遍布于农业生产活动的各个环节,农业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拉动作用逐步显现。通过深入分析湖南省投入产出表,利用直接消耗系数、完全消耗系数、影响力系数三个具体测度指标,发现湖南省农业及其5个细分行业对7种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均表现出正向拉动效应。其中,农业对销售服务业和物流服务业的拉动效应明显;对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有微弱拉动效应;对教育服务业拉动效应不明显;农林牧渔服务对各类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效应相对明显,畜牧产品和渔产品,林产品和农产品对各类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效应不够明显。为了充分利用湖南省农业优势,强化农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效应,必须从夯实农业基础、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等方面进一步着力,加强农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的深度融合。     

城市高新技术产业与制造业集聚对比研究

利用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分析了2011—2018年高新技术产业与1998—2018年制造业集聚的空间与时序规律。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截至目前尚未出现从集聚再到扩散的过程,整体集聚水平仍在缓慢提高,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程度明显高于制造业。就集聚水平而言,广东省和江苏省的城市整体集聚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城市;就集聚特征而言,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水平整体较低且呈现分布不均匀现象。文章提出应加强中西部地区城市建设发展并加大扶持力度,企业也应发挥比较优势吸引产业集聚。     

三重螺旋视角下我国制造业关键共性技术协同创新的演化博弈仿真分析

文章基于三重螺旋理论视角,引入政府对制造业关键共性技术协同创新的激励及惩罚机制,构建制造业企业、学研机构和政府的演化博弈模型,探讨演化路径、稳定策略及影响因素,并用Matlab仿真模拟。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和学研机构从协同创新中获得收益越大,协同所需投入成本越小,双方越趋于协同,额外收益和初始成本足以使双方协同,因此无需政府过多干预;反之,政府需积极反应,政府资金支持与惩罚力度越大,制造业企业、学研机构越趋于协同创新。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民事合同法律关系的影响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给社会各领域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文章拟从疫情的不可抗力性角度展开,认定疫情作为不可抗力需具备特定的地域范围和合同履行受阻与疫情之间需具有因果关系这两个识别因素。作为不可抗力,疫情会引起债务人违约责任的全部免除、部分免除、推迟履行以及合同的解除和变更等法律效果;因各种类型的合同的属性不同,在具体适用不可抗力规则时会有所差异。在分析了疫情的法律性质和法律效果的基础上,拟从法律法规体系的构建、司法裁判的规范、合同条款的设置、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几个方面对疫情的防控提出建议。     

生态补偿及生态服务付费支付条件优化研究

生态补偿及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是实施生态保护、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措施,生态补偿及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的支付条件是确保其有效性的关键要素。严格程度不同的支付条件通过对生态系统服务(PES)供求双方成本与收益的作用,影响生态补偿及PES所能覆盖土地的面积以及单位土地面积上ES的平均产出,最终影响生态补偿及PES的ES总产出。理论上,在预算既定前提下,随着支付条件严格程度的增加,生态补偿及PES的ES总产出水平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存在使ES总产出水平最大化的最优支付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