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道家的宇宙观

道家宇宙观的发展，包括宇宙构成物质和生成图式两个主题。就宇宙构成物质来说，先秦时存在“尚气”和“尚水”两种理解，道家认为宇宙构成物质乃是气，并在道气关系的讨论中，主张“道是气”。就宇宙生成图式来说，先秦存在“对象性”和“系统性”两种理解，道家对于相关讨论从“对象性宇宙生成论”逐渐走向“系统性宇宙生成论”，发展出渐趋复杂的生成图式。宇宙生成论发展至此，已经完整而细腻，而后中国思想史上的宇宙生成论大都难以超越此一基本脉络。     

以“德”抗“位”的回归——论孟子、赵岐和朱熹的君臣观

在君臣关系上,先秦孟子主张德高于位,东汉赵岐虽未能继承孟子衣钵以德抗位,却也守道不违,守住了人臣的基本原则。而至南宋朱熹在吸纳与反省宋代《孟子》议题的时候,再次开掘和彰显仁义道德本真,以德抗位的人臣之本也自东汉赵岐之后得以回归。     

基于低碳经济视角的建设公共工程项目的前提条件评价

将低碳经济发展的要求与公共工程项目建设的前提条件相结合,采用修正的QFD技术这一评价模型,提出一个普适性的、可以有效监督评测建设这类项目的前提需求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表明该评价体系为开展公共工程项目建设前提条件评价提供了参考依据,能够较好地体现低碳经济的需求,使基于低碳经济需求下公共工程项目的建设有针对性,更加科学有效。     

“政者正也”析论

“政者正也”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观念,也是中国历代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它包含着“平正”、“公正”、“中正”等意蕴,关键在于正己正人。它既是对执政者群体道德品质、行为表率作用的要求,也是对普通百姓修身立德、立身处世的期望。“正”包含了“正名”、“正身”、“正心”、“正性”等丰富的层次与内涵。孔子为实现德政礼治的政治理想,援“仁”入“礼”,提出了“约之以礼”,“为仁由己”的方法,力图从自律与他律、修身与修心相结合的途径强化个体修养,重塑社会价值与思想信仰,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国家政治的有效运行,体现了对“人”及“人性”的关注,彰显了人本主义与德治主义精神。     

环境传播中的话语表征：基于报纸对土壤污染报道的分析

环境传播并非仅是环境议题的扩散,更是各种主体的话语呈现。土壤污染报道可以作为探讨环境传播中话语表征的典型案例。分析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的746篇报纸媒体土壤污染报道样本,发现：土壤污染报道中政府、专家、企业、NGO以及公众各方的话语权并不平等,其中政府占据议题的主要话语权,专家学者积极介入议题报道,企业则表现为回避突发土壤污染事件。相较于前三者的强势话语权地位,环保NGO和公众的话语权较为弱势。     

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

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在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受国际银行业的重视。我国自2009年3月正式加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后,积极推进新的风险监管标准。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是一种前瞻性的定量分析方法,它能预测极端经济情景下,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承受能力,并做出针对性的经营政策调整,预防流动性风险。虽然众多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后开始重视此测试,由于起步太晚,测试中在因子选择,模型构建和数据的完整性上与国际水平有一定差距。通过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的实证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先秦道家论礼之起源

道家的理想社会是以母系氏族社会遗风为蓝本而构建成的，比儒家的更远古，其对礼起源时间的追溯，也就更加遥远，《鹖冠子》关于礼的起源时间追溯到了天地初立的泰上成鸠时期。与儒家的礼本于人情和本于历史说不同，道家认为礼产生于对人类各种欲望的节制，这与法家的看法相似，但其本质区别在于道家从对人性的破坏这一点出发，认为礼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堕落的标志，具有消极作用；而法家从现实功利性出发，认为礼的出现有效遏制了纷争，具有正面的、积极的作用。     

论沈从文的“地方重造”思想——沈从文重造思想研究之四

沈从文所说的"地方重造"指的是大湘西的重新改造.从二十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地方重造"思想逐渐生成.湘西地方实际存在的问题是沈从文"地方重造"思想生成的外在客观依据,而他热爱湘西地方的浓烈情感则是内在成因.就湘西地方如何重造,沈从文提出了个人的方案设计.沈从文"地方重造"思想的特点在于地方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统一,且与其湘西少数民族立场密切关联.     

政治制度与文化软实力的关系

文化既包括观念文化,也包括制度文化.与此相适应,文化软实力也包括观念文化软实力和制度文化软实力两部分,政治制度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一国政治制度是否具有文化软实力有四个条件:能否解决实际问题;是否具有普世意义;是否有硬实力的支撑;对外能否产生吸引力,是否有一套逻辑论述.我国政治制度具备上述四个条件,所以我国政治制度是文化软实力的体现.     

智慧养老的社会风险与法律制度安排

智慧养老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养老模式、养老产品与服务提供方面形成了创新，提高了养老效率与质量。但是，作为新技术在民生领域的转化应用，智慧养老仍然具有伦理风险、法律风险、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这一系列风险都缘于新技术因素与传统的法律规制体系、社会运行体系之间的矛盾。对此，应当构建以法律为主导的智慧养老规制体系，并结合相应的纵向风险防控机制、智慧化与多元化法律思维，以此为基础保障智慧养老模式的顺利变革，进而促进民生领域的治理质量与效率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