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与静的分叉口——再析赫拉克利特 与巴门尼德思想内核及关系

作为古希腊哲学中重要的两派,赫拉克利特一切皆流、万物常新的观点和巴门尼德的"存在"不生不灭不动的主张通常被认为针锋相对.但当我们从原文出发,仔细分析赫拉克利特的"火""逻格斯",巴门尼德的"存在"等思想后却发现,两者与理智、真理密切相关的特性能够契合,且有着比较类似的从现象到判断,再到判断之判断的思维路径.二者真正的差异,在对真理呈现形式的理解上才得以体现.     

浅析政治秩序的内涵与特征

政治秩序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状态,也非单纯的政治过程或政治结构,不能将政治秩序归纳为政治规则或政治制度的作用结果,探究其内涵还需要从统治阶级、政治理念、政治规则与制度及其利益关系等更深层次要素着手.政治秩序应与政治稳定、法律秩序及统治秩序相区别.政治秩序具有建构性、政治性、系统性、相对稳定性及动态性等特征,本身内含和谐稳定的价值取向.     

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心理机制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人的心理.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心理生成机制上看,社会心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心理来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心理凝炼和升华的产物.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体心理接受机制上看,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不知到知、由知到行,要经过认知、情感、意志、信念、行为这五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心理阶段.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心理机制的运行过程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心理个体化和个体心理社会化双向互动的无限发展过程.     

从“社区治理”到“小区治理”——反思当下社区治理的“合作—共治”模式之一

当下部分学者提出了社区治理的"合作—共治"模式,其宗旨是要构建"政府—社会"协商合作的社区治理体系。但随着"社区治理"向"小区治理"的纵深拓展,"小区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以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为代表的"市场"主体被忽视,造成了针对其监督的缺失。面对"小区治理"的"失效",以对"社区"和"小区"为不同治理背景的"服务品"提供方式的讨论为基础,必须将市场主体纳入"合作—共治"的社区治理模式,形成"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多元互动的"合作—监督—共治"的新型"大社区"治理体系。     

论经济性特区治理体制变革失序的“核心行动者”逻辑

经济性特区作为中国渐进式体制转轨的活性载体,承载着"先行先试"的导引功能。近年来,经济性特区治理困境因经济转型而日益显现。要化解治理困境,必须实现治理体制的相适转型,从而动态地适应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然而,不少经济性特区的治理体制未能实现上述要求,内在表现为体制变革的失序,外在表现为向传统行政区体制的加速回归或滞后演进,这使经济性特区各生命期的原有阶段性体制效能难以发挥。在经济性特区治理体制变革的探讨中,应突破传统"结构研究模式"的思维局限,树立基于"核心行动者"逻辑的研究思维。鉴于地方政府作为纵向权力运行的"中间版块"已日益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这里的核心行动者一般指地方政府起主导作用的行政官员。在经济性特区治理场域中,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易陷入三重"锁定"之中,并易受制于四种制度效应,从而引致行为惯性的生成,这是经济性特区治理体制变革失序的内在成因。     

论作为一种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出场学

为学界日益关注的出场学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因何出场、怎样出场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论反思,是在总体上与时俱进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出场学与马克思主义出场逻辑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自我相关、自我缠绕的关联性。出场学研究的当代使命有三:一是深描当年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出场逻辑;二是在对资本创新逻辑的深刻批判中揭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逻辑;三是全面阐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历史语境、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出场学作为研究"方法论自觉"的产物,是构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国学派的核心范式。     

科学中“错位”——“科学实践”视域的思考

科学中的"错位"在方法论上源于赖欣巴哈的"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之分。这种区分凸显出哲学对自然科学的规范性作用。然而,由于这种区分脱离科学实践,受到了科学家的普遍质疑。21世纪初,科学哲学家开始用"论证的辩护"去取代"辩护的语境",使科学实践进入科学哲学的研究视域,使科学哲学不仅重构了"发现的语境"中具身性认知秩序,而且还展现出这种秩序是如何上升为"辩护的语境"中秩序的过程,从而消除了科学中的"错位"。     

基于贝克“无知”视域的转基因技术风险成因

乌尔里希·贝克对“无知”的界定为探究转基因技术风险的成因提供了新的研究视域。他归纳了五种类型的“无知”：对风险知识的有选择性的接受与传播、知识的不确定性、误解和错误、认识的无能、不愿认识。五种类型的“无知”具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实践的结果，一类则源于主体认知的局限。因此，在正视转基因技术风险的同时，要通过自下而上的“亚政治”以及跨越学科界限、民族国家界限的“跨界治理”来规避风险。